牺牲 (1986)
from 锦灰堆
宗教学者、前演员亚历山大向年幼的儿子倾诉他对人类的绝望之情,他扶起一棵小日本树,希望儿子帮他栽种、浇水,做一些像种树一样微小的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儿子做了喉部手术还不能说话,边帮忙边玩耍边听他诉说。
邮差奥托骑着自行车给亚历山大送来朋友贺他生日的电报。然后,邮差骑车离开主路,在绿色田野里绕着父子起伏骑行,试图和亚历山大交流尼采的哲学。他发现日常生活总重蹈覆辙。亚历山大虽然有同感,但并不太想和他交流。他的儿子却把绳子套在自行车上,和邮差开了个玩笑,说明儿子和邮差有着内在的亲缘(后面揭示,邮差是会和儿子一起玩的,亚历山大却不会,只会对儿子大吐苦水)。等邮差走了,又开始和儿子谈人类的现状和未来。
他妻子和家庭医生坐在汽车里驶来了。亚历山大坚持要和儿子一起走回去,不搭他们的车。因为,他始终感到和妻子他们是两路人。他要带儿子走自己的路。他们走后,亚历山大坐到地下,向儿子说起自己怎么和妻子搬到这地方来的——他们见到海滨的这栋简朴房子和周围的景色,产生了欲望,认为自己住在这里就会幸福。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批判人对享乐的追求无比盲目,只为享乐发展科技,不注重精神。也就是说,他自感是个卡在中间的人。虽然时刻出窍思考人类的命运,却不得不过着一般人的、被欲望裹挟而盲目的生活。连他搬到这儿来的原因,也是盲目的欲求。他根本无法使自己幸福。他苦涩地滔滔不绝,没注意到儿子已经爬走。说完独白才惊觉儿子不见。在自己的路上,他看管不好儿子,无法指引后者,而且儿子还无法发声回应他的话。
儿子突然从树上跳下来攻击他,嘴边流着血,背景响起闷雷,亚历山大突然跌倒,画面转为黑白的废墟,战争过后的景象,潺潺污水流过垃圾。
场景一转。他们已经在屋里庆祝亚历山大的生日了。亚历山大翻阅宗教画册,怀念还有信仰的年代。医生带来的礼物是酒,也就是麻醉品。亚历山大试着和医生交流。他说,他自感过着失败的生活,直到儿子的出生改变了他,让他同时产生希望和恐惧——希望能过上更高层次的生活,恐惧这种改变本身。曾经,为了提高层次,他学习哲学宗教等各种学问,但始终无法真突破,只能勉强满足。这时亚历山大的女儿和妻子相继到来,话题也转向他过去的演员生涯——他出演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梅诗金公爵,并因此成名。可是,他自嘲道,当时他的眼泪是假的,是灰尘进了眼睛。也就是说,他当时并没有真体会到梅诗金这个“白痴”对人类的爱,而仅仅是演绎这种爱而已。(关于他出演过的另一个角色理查三世,我还不了解,或许这促使他思考暴君和权力。)就在演完这些角色之后,他决意放弃名演员生涯,离开伦敦,让他的妻子大为不满,无法理解。亚历山大说,假装别人的情感,这让他感到羞愧。其实,剧院就是世俗生活,人人都是演员,假装拥有情感。或者,如果剧院就只是剧院,那么演员生涯就是亚历山大艺术发展的各阶段中“注重表面”的那个时期。但是,亚历山大始终不能真正入戏,不能成为梅诗金公爵,因为他想要保留主体感、自我感,认为完全变成角色是软弱的、女人的特征,也让他感到罪恶。这时妻子嘲讽他“女性化就是罪恶吗?”这句话由妻子阿德莱德讲出来,是导演同观众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她是出于轻薄的时髦观念说的。阿德莱德和亚历山大后来渴望的女性——完全进入同情和爱的女性——站在对立面上,却仿佛代表那种女性质问亚历山大:究竟是女性化罪恶呢,还是你过于懦弱,无法接受自己成为弱者?
就在这夫妻拌嘴间,女仆玛丽亚第一次出场,站在画面中间远处,说“她不会放过他的”。这说明玛丽亚等仆人早把这家庭的情况看在眼里。
妻子抱怨“当初他就是靠表演征服我的,诱惑我离开伦敦,现在又抛弃了我”。亚历山大和这个女人结婚,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曾是一个注重表面光鲜的演员。现在,和这个女人继续待在一起,他当然无法有新生活,持续苦闷,但又不知该怎么办。邮差奥托来了,转移了妻子的注意力,家庭医生这才趁机向亚历山大坦言,自己要离开他们,去澳大利亚。亚历山大表示无法接受。很显然,一直以来如果不是他妻子一直缠着医生,让医生分担了压力,他是无法摆脱她、有自己的孤独时光的。但这正是亚历山大软弱的表现——他根本不喜欢医生,却依赖此人的安慰剂和麻醉作用。
奥托来了,他带来一幅巨大的地图,给亚历山大庆生。这是十七世纪晚期的欧洲地图,“过去的世界”的写照。亚历山大第一反应是质疑是否真品,因为他总是不信任这个邮差,但邮差表示,这确实是真品,亚历山大又质疑他是否是割爱,邮差回答,当然,因为只有割爱(offret,即牺牲),才能算得上是礼物。显然,这里是为了映照后面亚历山大自己献上的牺牲。亚历山大之所以有重重怀疑,是因为此时他和人之间没有联系,更不会为人做出牺牲,故而不相信邮差能为他做出什么牺牲。这会儿,他先是被“过去的世界”的模型迷住了,坐在地上久久看着地图,像退行成了儿童。
邮差这个角色,如其职业所暗示的,起到了送信以及尝试把亚历山大带离目前生活的作用。和其他人不同,他关心健康,具有天真的直率,也关心亚历山大的精神世界,并没有送他酒和鲜花这样普通的礼物,而是特意带来笨重的真品老地图。邮差和女仆玛丽亚关系良好,和走进来的玛丽亚打招呼致意。如前所述,玛丽亚对这家人是关心的,但她也在意自己的独立空间,想要尽快干完活回家,向女主人确认自己还有什么任务。阿德莱德却不断打破诺言,给她派越来越多的杂活,拖延她回家的时间。这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有爱心的人也只能做琐碎的劳动谋生,这个世界并不珍视他们的价值(弹幕说这个隐喻抹大拉的玛丽亚和她姐姐martha,片中的女儿也刚好叫martha,但这并不重要,就算不知道也无所谓)。亚历山大和阿德莱德在背后议论玛丽亚,说她古怪。
亚历山大看腻了地图,和奥托一起搬运地图到角落里。他在历史中没找到自己想要的,奥托却告诉他,他所追求的知识的“真实”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实。这时亚历山大又发现儿子不见了,问别人儿子在哪,他们一问三不知。这说明,只有亚历山大屡屡挂念儿子——可以说是人类的后代,但他注意力又不够集中,总是被其他事情分心,无法照管好儿子。这是他第二次差点丢了儿子。于是他出门寻找。
房子里,人们开始谈论邮差的工作。邮差说,他是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因此才顺便当了邮差,否则他的本职是历史教师。接着,他讲了一个女人战死的儿子重现合影中的堪称灵异的故事。他的故事被阿德莱德反复打断,她不断质疑这个女人没有同情心,竟然不去取和战死的儿子的合影。她是一个戏剧化的女人,热爱表演这种同情心。邮差强调,忘记取照片是无关紧要的。虽然角色没说,但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因为照片只不过是物质的纪念,而女人把儿子记挂在心里。故事结尾,女人拍单人照的时候,照片里映出了儿子过去的样子,就是因为她的思念不减。可见,邮差是一个对人类心灵感兴趣的吟游诗人。他原本是个历史教师,同样是“讲故事的人”,只不过讲述教科书上的历史。现在,他到处收集和传播人类的心灵史,这是他真正的使命。医生、阿德莱德和玛塔都理解不了他的故事,所以他先是走向女仆,讲给女仆听,让女仆位于画面中央,其余人被甩在两侧:

然后又走回客厅,不断把这些人甩在身后。他受不了他们,但也不会抛下他们不管。
突然,邮差毫无预兆地摔在了地上(印象里,这里有一段女人的遥远歌声),又徐徐睁开眼睛,挣扎着爬起来,说是自己被邪恶天使的翅膀撞到了。其余人以为他是装疯卖傻开玩笑,但之后我们会看到,或许因为邮差潜意识里已经接收到了危险的讯号。这类讯号对普通人是不可知的,对了解心灵的人却十分明显。
房子外面,玛丽亚正在加速返回雇主的住宅,说明她也感觉到了什么。屋内玻璃杯震颤,之后噪音狂风震颤大作,宛如空袭的声音。画面切换到屋外亚历山大远望木屋,镜头下移,他面前有一座迷你的木屋,看起来十分脆弱、神秘、不祥。这个镜头甚至有着邪恶的气息,亚历山大神情恐惧苍白。

他情不自禁念了两句麦克白的台词:“你们谁干了这事?”麦克白的这句台词是对班柯的鬼魂说的,亚历山大也是对这座房子的鬼魂说出这话。这是他想要摆脱的房子。
正巧玛丽亚路过,亚历山大盘问下,才得知这房子的模型是儿子和邮差一起秘密做了要送给他的,是一份爱的礼物,并不是诅咒。于是我们也得知:玛丽亚不但了解他儿子的生活,还知道儿子此时在楼上。她作为一个不在屋内的外人,却比屋里的所有人都关注亚历山大的儿子。就连刚搬来两个月的邮差,和亚历山大儿子的关系也更亲密。看到这里,我产生一个还未解答的疑问:这份礼物,对于亚历山大的儿子来说,也是牺牲吗?
玛丽亚说完这些,也没回到房子,回头走了。她只是来探查这家人是否安好。临走前还祝亚历山大生日快乐。亚历山大并未回应。镜头回到屋内,儿子的确睡在楼上。邮差和亚历山大注视着片头字幕的背景,达芬奇的《三王来朝》,画面中心是圣母和圣婴。这一剪接已经明示,玛丽亚是圣母玛利亚,儿子是圣婴,只有玛丽亚在看护儿子,可是这个圣母却在野外徘徊,不被认为是木屋的一员,只能暗自照护。这里邮差说他恐惧达芬奇的阴森,就爬窗外的梯子下去了,初看我并不解何意,猜测邮差不认同沉迷过去的宗教画,也不认同宗教救赎本身(他后来在梦里留下一句“我宁愿要piero della francesca”——一个更世俗、人文、明亮、几何化的文艺复兴画家)。此时楼上房间的无线电中传来军事广播,亚历山大去关掉无线电,但楼下的声音还在继续。这一段里,导演又展现了房子的空间结构:亚历山大在楼上楼下穿梭,他在楼上的房间里有一个自己的无线电,说明他还对外界信息好奇,但无线电又藏在柜子里,呈现出一个矛盾的局面。楼上还睡着他的儿子。楼上就像是亚历山大和儿子隔绝于世、逃避社会污染的地方。楼下被医生、妻子、女儿和女佣julia占据。因此邮差从这里开始,会爬户外梯子进出他的房间悄悄报信,不从楼下的楼梯进出。
亚历山大下楼了。他试图唤起日常生活,要求开饭,但所有底楼住民都被军事广播深深迷住,情绪被电视上的宣传控制。此时,邮差也在楼下(毕竟,他是信使,也是个愿意在危机中照管他人的人)。广播宣布全国可能要进入核战争。亚历山大离座,喃喃道,他终生都在等待这一刻。也就是说,他本不擅决断、深陷精神困境,只有现实危机能逼迫他终于做出决断。他是被动的,受外界情况驱策。整个房间里,人人都被战争震撼了,只有邮差还在灵活地到处走动查看情况。突然,阿德莱德陷入对死亡的恐惧导致的歇斯底里(恰恰是影片一开始亚历山大所反思的对死亡的恐惧),扑进医生维克多怀里要求安慰,又要女仆把儿子带来,又让继女不得不来宽慰她。这并不是关心儿子或任何人,而是对他们的情感索取。医生立刻要求女仆取来镇静剂注射。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选择用医生带来的酒精麻痹自己、保持冷静,还给邮差倒了一杯,但邮差并没喝,因为他不需要这种麻醉剂,无论是医生的烟还是酒,他都拒绝了。这一段就说明了医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技术和娱乐给予的不可或缺的麻痹镇静,但其中没有真正的关爱,正如医生这个职业能安抚对死亡的恐惧,却预防不了战争和自取灭亡。医生后来还建议女仆julia和玛塔都注射一针,julia没理他。玛塔本来完全没有失控,甚至不太相信医生“完全无害、放松下来”的保证,但还是接受了这一针,正如所有被时代裹挟的青少年。亚历山大拒绝医生的提议,借口是他喝过酒。酒在这个场景里是“男人的饮料”。如果说女人只是接受轻松的安慰放松下来,男人喝了酒后,则能同时获得麻木的感觉和发泄暴力,减少对自己软弱一面的恐惧。导演告诉我们,这是人类迄今为止面对死亡恐惧的两种手段。
亚历山大再次想起了儿子,说要去楼上看他,但是向屋外走去,站在荒凉的原野上。邮差试图打电话失败。阿德莱德被死亡和药物激发思考,大梦初醒,开始反省自己的一生没按照自己意愿过,因爱慕虚荣嫁给了不爱的男人。她发现,自己所谓的爱,不过是依赖,是在绝境中吞吃和攫取别人以供自己生存,她总是为自保而争斗。爱的双方中,弱者的爱毫无保留,而强者的爱却享用弱者的牺牲,她向来要争取当这个强者,害怕一旦屈服和妥协就会死。而这种权力斗争本是十分愚蠢的。就在这迟来的清醒的瞬间后,她陷入了末日前的享乐虚无,要求所有人哪也不去,留在这里陪着她。也就是说,她依然没有放弃自保,只是更无所顾忌地开始自保。之前她或许还畏惧别人的议论,现在则直接向医生示爱。医生推托有事先走了,她感到空虚,再一次要求julia把儿子带来填补这空虚,亚历山大劝她算了,可她一意孤行。此时,julia表现出了比亚历山大更勇敢的一面: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她克服恐惧抗拒女主人,拒绝把孩子从睡梦中叫醒,宁愿孩子什么都不知道。阿德莱德面对女仆的对抗,表演起了道德和宽容,同意她的看法。女仆是常见的底层人,关键时刻或许比主人更有心肝,但她的处理方式也是掩耳盗铃,她爱孩子,却不愿孩子睁眼去看这个世界的恐怖。因此底层人的孩子被爱着也受到善意的欺骗,难以看清自己奴隶的身份。至于主人别的决定,她也绝不会反抗的。看到这一切,亚历山大从收拾好的提包里摸出手枪,产生死志。
他上楼看了熟睡的儿子。影片的色调再次达到阴暗的极致。亚历山大喝了酒,睡前,他做出祈祷,向上帝献出自己现有的生活和自己的声音,哪怕儿子也愿意放弃,以求让世界“恢复原状”,取消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这是影片的中点,也是亚历山大的决断时刻。(记得这里听到硬币或者什么滚落的声音,但没有确认是什么,有可能是后来他点火时找不到的打火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打火机就像是上帝取走的见证。)
他睡着了。镜头拍到玛塔裸体和医生维克多共处一室。由于他的无能,妻女都只能以医生为依靠和安慰。亚历山大从肮脏的泥土里挖出钱币。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庭院里。初看时不懂,现在看来,这是梦境中他童年时的房子,镜头就是从他母亲坐的窗前往外拍的,只是坐在窗前的那个人是他,对应他坐着母亲的轮椅试看窗外景色的回忆。庭院的残雪中刮起旋风,宛如战争声浪再临,他惊醒,看见邮差奥托爬上梯子翻越阳台向他走来,贴在玻璃窗外,告诉他,最后的希望就是去找那个女仆玛丽亚,和她同床共枕,才能免除眼下的灾祸。亚历山大请邮差进来了。通过邮差的报信,他才知道楼下的家人都在干什么——“围着桌子坐,他们都爱你”(弹幕提醒我这是最后的晚餐,那么,或许之前的钱币指的是犹大出卖耶稣的银币?)。邮差吹灭亚历山大点起的灯,又蹑手蹑脚到处探听,最后又让亚历山大去玛丽亚家。这段对话十分冗长反复,因为是在梦中,尽管初看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重看时,会发现邮差在梦里接受了亚历山大的白兰地,这是现实中的邮差不会做的。这整一段里,亚历山大还披着自己妻子的披巾,屡次呈现出女性化的、脆弱的姿态,甚至是依着邮差坐下。这既可以理解为他心理大动摇,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也可以说,他终于准备好“进入角色”,完全成为一个弱者和相信宗教奇迹的白痴了(而在这之前,如他的朋友们落款所暗示,他同时是理查三世和梅诗金公爵,向往大爱,而实为猜疑的暴君)。邮差进一步说,玛丽亚是一个女巫,有好的能力(或译为“是高洁的女巫”),他把自行车留给亚历山大,要他偷偷从梯子下去绕过家人的餐桌离开,别让人发现。
亚历山大站了起来,脱掉了他妻子的披巾。迎着三王来朝圣母像在玻璃上的映像走去。他听到一段议论:演员是作品的一部分。这就是“进入角色”的开始。他还是从楼梯下楼,而不是遵照奥托的嘱咐,通过梯子。但他只和女儿道别,看到女仆出来立刻躲开,说明他对妻子还是有所防备。原来,他是觉得还有必要打点行装。从客厅里,他拿走了那把枪,然后返回楼上,从梯子下楼,偷偷骑上了自行车,差点按响车铃,又绊到一把椅子。沿着邮差骑过的白色路线,他在旷野上骑行,路上恰好有两个水塘。为了躲避第一个,他摔进了第二个。

受此挫折,他几乎就要推着车打道回府了。可是他又回过头,决定接着骑下去。他路过一辆抛锚在原野中间的黑色轿车。
来到了玛丽亚的住处。这个女人的供桌上摆着十字架,和模糊的孩子们的照片。房间空旷,引人注目的是靠近中间处一架小风琴。果然,亚历山大在玛丽亚的照顾下洗了摔跤弄脏的手后(这也是个圣经reference,但只看表面影像也无问题),走过去在这架风琴前弹了起来。这是他母亲喜爱的前奏曲。

亚历山大讲述他为病中的母亲修剪花园里的杂草,想把花园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忙碌了两星期后,母亲已无法下地看外面的风景,他回到窗前从母亲的角度观看,愕然发现花园经过整饬后,“所有的自然之美荡然无存,那里只留下暴力的痕迹,简直令人作呕”。正在他陷入长篇议论时,玛丽亚泪流满面问他,他的母亲有没有看到花园的风景。亚历山大无法回答(因为他根本没注意),干脆跳过这个问题,走过去跪在玛利亚面前求她爱他,含糊地说,他知道她有拯救自己的能力。玛丽亚大为惊讶,请他回去。她说,自己也有辆自行车,可以陪他一起。她站起来走到屋中间。绝望之下,亚历山大掏出准备好的手枪,以死相挟,终于触动了玛丽亚。巨大的恐怖声浪中,她仿佛变成了他的母亲,安慰他,又如邮差所说那样和他同床共枕。两人的身体披着床单升到半空旋转,宛如宗教奇迹。
写到这里,必须补充,这一段被广为诟病。不少评论指责导演对女人的想象仅限于拯救所有人的圣母和歇斯底里虚荣女人两端。我没看过太多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所以不知道他别的地方怎么处理。但下一组镜头立刻揭晓,和玛丽亚的交融,只是一段梦境,梦境的最后,亚历山大看到战争废墟的尽头躺着一个孩子,新生命。

这一段配的声音是亚历山大反复呻吟“我不能”,陷入极端恐惧。一个女人喂他喝一点什么,我暂且不知这个女人是谁,是玛丽亚还是他的妻子。
总之,随着亚历山大从梦中醒来,我们就能理解到,“和玛丽亚同床共枕就能修复一切”,这只是极度脆弱的亚历山大的想象,一个梦境,而绝对不是导演想传达的全部意旨。毕竟,亚历山大一直是个软弱的人。他会做这个梦,无非因为白天的事情给他触动,让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有爱心的女佣玛丽亚身上而已。而且梦中他特意取走手枪,就因为如果此事不成,他准备去死。借助玛丽亚的梦境,他看清了自己对母亲的内疚之心,看清了自己是怎样陷入世俗的成就和暴力中,忽略了本心和身边人的感受,参与到对这个世界的破坏。但即使这样,玛丽亚-母亲-神也会不忍看到他的死。他的生命是被圣母抚慰着的,而且被原谅了。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的心理活动。
亚历山大打开柜子,发现自己的无线电又被打开了,旁边放着咖啡杯(后面得知是女儿放的),再度说明这座木屋里不存在他的个人空间。但他首先打了个电话,确认电话是通的,外面的生活似乎一切如常。也就是说,上帝真的实现了他的愿望。刚才的梦境,或许真的是恩典。这意味着接下来就是他兑现诺言的时候了。他不禁看向儿子房间的方向。
这一段的弹幕里飘满问号,主要是质问“难道之前的战争也是潜意识?是梦?怎么突然就恢复了?”对此我只能说,电影本身是一场梦。所以,导演想在电影里设置超现实的情节逻辑,也是常见的。况且,就算战争突然开始又结束,舆论在一天内逆转,也不足为奇,而是现代政府经常做出的事情。或许可以视作导演的一个小玩笑。总之,这和女人为何不去领战死儿子的照片一样,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现在一切真的恢复了“正常”。那么,问题就降临在亚历山大头上:他应该认为这是超自然的恩典吗?他应该去兑现自己的牺牲诺言吗?
不管他面对的是否超自然现象,他知道,牺牲是必须兑现的。因为紧急事件只是给他的决断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发现了自己为人类牺牲的愿望和潜能。这是他个人的事情。于是亚历山大起来穿上一件日本和服,衣服上印有进入自然轮回的阴阳鱼,以衣明志,直接从梯子爬下去。院子里,玛塔揭露医生维克多要去澳大利亚,离开他们所有人,阿德莱德一如往常表演受伤、玩着恋爱中的权力游戏。也许,正因为一切都恢复原状,阿德莱德昨夜的幡然醒悟也不再存在?也许,她无论醒悟几次都不会有所改变。医生回答,因为他已经受够了这些人,不愿再照料他们了。他疲惫不堪,因为他的照护中没有爱,只有责任和互相操纵。亚历山大环自己家逃窜的过程中,听到女仆和另外三人读到了他留的字条,准备去散步。妻子抱怨亚历山大抛弃对家庭的责任,导致她只能在身边所有其他人身上寻求爱和控制感,进一步让医生不堪重负。但她的顽固存在又让亚历山大只能躲避无法对抗。这是一帧现代家庭的小照,也是觉醒人和身边未觉醒、不愿觉醒、难以觉醒的他人之间关系的素描。之后,妻子又指责嘲讽亚历山大试图带儿子逃避到异域风情(日本哲学)和前世概念中,却过不好这一生。这恰好是亚历山大现在还披在身上的薄薄外衣。但是以前,这件衣服是他自我标榜的外壳,现在,却会成为他的墓志铭。
亚历山大踉跄进屋,先放回手枪,把提包拎到黑色轿车上(正像梦里抛锚的那一辆),又犹豫着回到屋内,开始堆放椅子。这个过程长得让观众无法忍受,角色内心也同样煎熬。他坐到车里,把车开到远处,后来会发现这车和提包都是给医生等人留下的。紧接着他回到屋里,擦火柴点燃了披在椅子堆上的桌布。
他回到房间里,又打开了自己的无线电。此举我不知何意,或许是说,他此时终于愿意又和外界沟通了。喝下一杯酒,他走出去,惬意地坐在山坡上观看房子燃烧。接下来,散步的四人奔回熊熊燃烧的木屋,阿德莱德再次陷入歇斯底里,医生试图捕捉亚历山大把他关进精神病院的白车,亚历山大奔向前来探望的玛丽亚,又被其他人捉走,玛丽亚并没有想抢走他。邮差赶到,协助和保护亚历山大,或不如说是在添乱。几人反复拉锯,最后邮差无力回天,关上车门推车助其发动。精神病院的车带走了亚历山大,他终于彻底成为了梅诗金公爵。玛丽亚却奔向自行车,骑上车向日本树的方向而去。
亚历山大的儿子正遵从影片开始时父亲的教诲,拎着水桶向日本树蹒跚走去,准备浇灌这棵树苗。

路上放着两个水桶,正如亚历山大梦里的两个水塘的位置。水塘是人类的一连串错误,水桶是人类重新努力的尝试。
玛丽亚前来看望孩子,先看到精神病院的白车沿道路开走,路过孩子。确认孩子无事后她就骑车离去。恰如亚历山大梦境中,她原本拒绝救赎亚历山大,只提出陪伴亚历山大骑自行车同行一段。在导演心中,圣母和圣婴的关系原本就是这样,并没有拯救和被拯救的关系,只是同行和互相照看。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病入膏肓、一哭二闹三上吊,女人何须成为圣母?女人本来只需成为人,只有在男人脆弱的梦里、世俗社会上,她们变成了圣母和娼妇。
由此可见这部电影的重心也绝不在宗教隐喻。宗教是亚历山大执迷的,亚历山大是那个时代迷失的人,大部分宗教隐喻符号都集中在他的视角,除了他以外,其他任何人都对宗教不感冒——包括被他投射的女仆玛丽亚本人,所以很显然,导演在这里又和观众开了个玩笑。亚历山大能做的只有火烧旧世界,从地图到达芬奇到宗教画册,但他自己是沉疴难愈的。牺牲,即是他能为下一代献出的东西。邮差和女仆则是属于未来的人,会帮助他照顾孩子,但帮不了他。
太阳照着。孩子躺在树下,享受劳动后的休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开口说话:“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为什么呢,爸爸?”
爸爸,也是圣婴呼唤上帝的名字。孩子的声音也恢复如初,导演或许信任,未来的世代会再次思考信仰。不是追求宗教救赎,而是追问思考一切。父亲的抑郁呓语曾经淹没了孩子的声音,但他们会在父亲自我牺牲毁掉旧世界后默默遵循父亲的指导、在无数无名圣母的照看下再次开口说话,核尘埃落定后,再次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