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跟斗

*搬运自一位注销帐号的豆瓣友邻

http://www.scribd.com/doc/39213888/LovingSchumann-Barthes 译自：”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Critical Essays on Music, Art, and Representati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中译本有《显义与晦义》，怀宇译

原文发表于L'obvie et l'Obtus，为Marcel Beaufils的La Musique de piano de Schumann作序，并刊登于1979年的Le Monde de La Musique 手边没有法语原文，参考网上有的原文资料，有些特定的词给出了英译或者原文。

絮语：在巴特的文字中，母亲永远是一个平静得可怕的、原初的归宿，不论是舒曼音乐中不变的单音、间奏曲、狂欢节，还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幽亮的影子。没有俄狄浦斯式的父系的冲突和杀戮，没有策略式的暴力，一个人，在写作中铺开的一个幻象，一个通道，唯一、维一、成瘾的嗜好，没有了被劈开并用于劈开的理性，爱欲，回返，在黑夜，我们被影子照亮的癫狂者，我们所记得、所看见的在他人眼中是缺乏是遗忘，但是我们记得，记得是一件多么艰辛的事，这只属于一个人的痛楚，那维一的母亲，当我们都是孩子，或者，我胆敢妄想，当我们——我和母亲——都是孩子，这不合时宜的夜晚，这不可能的共时，也许是所有人诞生的场所，我们诞生于共同的死亡。

马塞尔博菲斯在他对舒曼钢琴作品的研究中如此写道，法国对舒曼向来有一种偏见：他被轻易地标榜为“浑厚版的佛瑞”。我并不认为这不温不火的评价应单纯归因于“法兰西的明快”和“德意志的感性”的对立；其实，从现今的唱片和电台节目来判断，法国人更偏爱 “沉重”浪漫主义中撼人的作曲家，比如马勒和布鲁克纳。不，对舒曼缺乏兴趣（或极少的兴趣）的真正原因来源是历史（而不是心理学）。 *Marcel Beaufils法国美学家、诗人、音乐评论家 *Gabriel Fauré 法国音乐家

宽泛而言，舒曼是一位钢琴作曲家。而作为一种社会性乐器（每种乐器，从鲁特琴到萨克斯管，都暗含一种意识形态），钢琴在一个世纪中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而舒曼却成为了其受害者。作为主体的人历经了蜕变：内在性、亲密性和孤独感丧失其价值，个体倾向于群居，倾向于群体、大众、同时常常是阵发性的音乐，表现基于我们，而非我；但是，舒曼的音乐却恰恰表达着孤独的亲密感，抒发着对自己诉说的爱欲与囚禁中的灵魂（他作品中充斥着“说话式”的宣叙调parlando，例如《克莱斯勒偶记》Kreisleriana中曼妙的第六变奏曲），简而言之，这诉说来自一个除了“母亲”没有任何其他与外界联系的孩子。

对钢琴的聆听也蜕变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从一种私人的（最多是家庭间的）聆听转向公众聆听——即便是在家中聆听，每张录音唱片也都是以音乐会为场合呈现出来的，而钢琴也成为了献技的场所——，这也是因为技艺娴熟这一概念本身受到了折损。在舒曼的年代，他曾一度想要在技艺上与帕格尼尼比肩；如今，技艺不再与平日歇斯底里的音乐会和沙龙划等号，不再是李斯特式的；如今因为录音唱片的存在，它变得多少有些寡淡，一次毋庸置疑的完美演奏（没有失误或偶然性），却不令人激昂、忘我(emporte)：或者某种意义上，远离自己的身体。因此，现在的钢琴家享有巨大的名望却不激起狂热(affolement)，或者参照这个词的词源，不能被感同身受(sympathie)。舒曼的钢琴作品，虽然演奏困难，并不能给人技艺娴熟的印象（其实技艺只是一个印象而非技巧）；我们既不根据旧式的激情也不根据新式的风格演奏（可以简单地将它与“新式烹饪”相比，仍欠火候）。他的钢琴作品是亲密的（这并不意味着柔和），或者私人、甚至个人的；这与专业演奏格格不入，因为演奏舒曼意味着少有人能达到的某种对技巧的稚气（innocence）。

最后，钢琴的作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十九世纪，弹钢琴当然是一项阶层性的活动，但它的普泛性大体上与聆听音乐相对应。我自己最早是与一位与我同样热衷这些曲子的密友四手联弹的时候聆听贝多芬的交响曲的。但如今聆听音乐与实际演奏相脱离：有许多演奏高手，听众，在集体中（en masse）：但是音乐实践者，业余爱好者，却少之又少。即便弹奏得再不好，能完整聆听舒曼音乐的也只有那些弹奏它们的人。我时常讶异于一个悖论：即，一些舒曼的曲子当我自己（近似地）演奏时，能令我欢欣，在录音唱片上播放，却令我失望，它们贫瘠与残缺得如此神秘。我想这并不是我一人的痴念。这是因为，舒曼的音乐不止于耳朵；它借助其节奏的击打进入身体，进入肌肉群，甚至借助歌(melos*)的感官愉悦深入脏腑。仿佛每次被演奏，这首曲子都只为一人，为那个演奏者，真正舒曼式的钢琴家——就是我(c’est moi)。 *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及，melos由语言logos、音调harmonia和节奏rhythumus组成。

那这是否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音乐呢？亲密性时常是自我的；如果我们想要摒弃普遍性的妄断，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舒曼的音乐带着某种颠覆性，它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性或道德性的体验，不如说是存在性的。尽管舒曼的音乐遵从调性和唱腔形式上的规则表演，向来都是“有分寸的”(sage)，其音乐的颠覆性与癫狂不无关联。这里的癫狂始于幻象，舒曼作为主体与这世界之经济相系，而这联系在音乐试图建构自己的同时，一点点将他摧毁。马塞尔博菲斯很好的总结了这一切：舒曼指出并阐明了生命与音乐交换位置的节点，一个被摧毁的同时，另一个被建构。

这是其一：对于舒曼，世界并非不真实，现实本身也不虚无空洞。他的音乐，由它的标题，有时也由其描述性语言的个别效果，不断指向实在的物：季节、一天的不同时间、风景、节庆、职业。但这一现实被截断、分解，被并不暴力（强硬）却短促而无止尽的“突变着”的运动威胁着：一切都稍纵即逝，每个运动打断着下一个：这是间奏(intermezzo)的领域，当被延用到所有音乐中，当模型(moule)被体验为诸间隙费力的（尽管优美的）连续时，它多少是一个令人晕头转向的概念。马塞尔博菲斯确切地将舒曼所有钢琴作品的源头指向狂欢节的文学主题；因为狂欢节恰恰是主体去中心化的戏剧（其诱惑是很现代的），舒曼以他的方式在短促的形式中抒发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当按顺序演奏，他的《青少年曲集》*也并不像看似的那么有分寸）。 *Album pour la Jeunesse

在这个出自回旋的显像的破碎的世界里（这整个世界即是狂欢），时不时一个纯粹的、静止得可怕的元素将其刺穿：那痛楚。“倘若您问我痛楚的名字，我无法告诉您。我想它就是痛楚本身，而我不知道如何更确切地为它命名。”这没有对象的纯粹的痛楚，这痛楚的本质必然属于一个癫狂者；我们从来都认为只有癫狂者（在我们有能力对癫狂命名并将自己与其区分开来的情况下）显而易见地承受着痛苦。在1833年10月17日，当舒曼感受到对丧失理智的巨大恐惧时，这便是一个癫狂者经受极度痛楚的先兆。音乐不能表达这样的痛楚；它只能表达其感受(pathos)（其社会中的形象），而非其存在；但音乐在稍纵即逝中即便不能表达痛楚，至少包含一种纯粹——纯粹的独一特质：馈赠听者一个纯粹的音是现代音乐从中获益所做的一切（从瓦格纳到凯奇）。当然，舒曼并没有完成这样的实验；不过马塞尔博菲斯明确指出了乐曲《月夜》开篇处神秘的B自然小调，它在我们体内的共振几乎是“超自然”的。从这点来看，在舒曼的音乐中，我们必须聆听调性的位置。舒曼式的调性是质朴而有力的；他不如肖邦（尤其是马祖卡舞曲中）华丽繁复。但他的质朴带着执拗：在许多舒曼的曲子中，调性的区间中有一个不断共振直到令我们发狂的单音的时值；他并不赋予主音一种“宇宙式的扩散”（比如瓦格纳的《莱茵河的黄金》中第一个降E调），而是一团沉重、持续的重块，不断施加着孤独感，直到成瘾。

舒曼的音乐与其癫狂契合的第三点在于：节奏。马塞尔博菲斯对此分析甚详；他指出其重要性、独创性以及其非常规性（比如，切分音的泛用）。对于舒曼，节奏是一种暴力（博菲斯提出它如何对乐曲主题施以暴力，将它变得“野蛮，”肖邦对此则毫不欣赏）；但（如同痛楚）这暴力是纯粹的，而非简单地“讨巧”(tactical)。舒曼式的节奏（如果对低音区仔细聆听）如同一次次拍击的质地；它可以是细腻的（如博菲斯所言，那些鲜有人知的美妙的间奏曲是对纯节奏精心区分的深入探索），但它却有着不寻常之处（我们从不视舒曼为节奏的作曲家这一点便足够说明问题：他被禁锢于旋律之中）。或者说：对于舒曼，节奏，很独特地，并不参与到世界二元对立的组织之中。

我想，至此我们触及了舒曼的独一性：他的命运（癫狂）、思想和音乐聚集的融合点。博菲斯发现了这一点，他说：“他的宇宙中没有丝毫挣扎。”乍看之下，不论是对其人生计划的反对之声（婚姻、志趣）还是其永远震颤着欲望的跃动的音乐（沮丧、希冀、绝望、沉醉），对这位忍受着如此频繁而残酷的痛楚的音乐家，这都是一个悖论式的评价。但是舒曼的“癫狂”（这并非表面的精神科诊断，否则我将震惊不已）源自（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源自）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缺乏”一种冲突式（或者用我的语言来说，聚合式的paradigmatique）的结构：他的音乐不基于任何简单或者“自然”（被匿名的文化所自然化）的正面交锋。没有贝多芬式的摩尼教，或者舒伯特式的易感（一个面对着死亡的人心中温存的忧郁）。舒曼的音乐既分散又一元，持续地在“母亲”幽亮的影子中寻求庇佑（在舒曼作品中比比皆是的歌这一形式lied，恰是对这一母性整一的表达）。简而言之，舒曼的音乐缺乏冲突（这对于一个“正常”主体适当的经济体系是必要的），但这是在他悖论式地成倍丰富其“情绪”的情况下，或是他的“情致”(humeur)（这是另一个舒曼美学中重要的概念：幽默曲Humoresque, 有情致的 mit Humor）。以同样的方式，在对痛楚纯粹的体验中，他摧毁着痛楚的驱力(pulsion)（这里让我们也用一下双关语，让我们也说：律动pulsation），一如他在泛用切分音后削弱了节奏一样。对于他来说，只有外界是分裂的，但随着狂欢节中表象的无常阵动，舒曼不断“袭击着”，永远在空洞中。

这是否就是他被我们的时代赋予无可厚非的“荣誉”地位（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但却不被热爱的原因（有瓦格纳迷、马勒迷，但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舒曼迷只有吉尔德勒兹、博菲斯和我自己）？我们的时代，尤其是从因录音唱片兴起大众音乐之后，渴望重大冲突的华美图景（贝多芬、马勒、柴可夫斯基）。热爱舒曼，正如博菲斯和他的出版商所证实的，某种意义上是承担起一种怀旧的哲学(Nostalgia)，或者用尼采的语汇，一种不合时宜的哲学(inactualité)，又或者，这次冒险尝试一个舒曼的语汇：夜的哲学。热爱舒曼，或多或少是反时代而为之，只能是一种肩负责任的热爱：而肩负这一责任的人不可避免地听令于他的欲望而非其社会性来确立他的位置。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要叙述它便会越出音乐的范畴。

译自英译本Speed and Politics

安全不能被分割。 ——Michel Poniatowski，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

“革命比人民走的更快。”科斯塔·戈麦斯（Costa Gomes）总统兼将军在康乃馨革命的前夕宣讲到。

这是怎么发生的？很简单，因为西方社会所称的革命从来都不是人民领衔的，军事机构才是其主导因素。经济自由主义仅仅就是渗透速度的秩序的多元化。西方始终用其多样的后勤等级制（logistical hierarchy），一个将国家财富投资在汽车，旅行，电影，表演艺术等事物上的乌托邦，来对抗被裙褶包围的资产阶级沉重模型和马克思主义动员（mobil-machung）（明显有计划地控制商品、人、想法的运动）的单一纲领。资本主义遂变成了一架喷气飞机和即时信息（instant-information）的银行——一整个隶属于冷战战略的社会幻象。让我们别搞错了：不论是社会边缘人物、垮掉的一代、汽车驾驶员、移民工人、游客、奥运会冠军还是旅行社，军事-工业民主已将每一个社会领域，无一例外地转变成了速度秩序下的无名士兵——速度的等级制一天一天越来越受到国家（司令部）的控制，从人行道到火箭，从生命体到科技体。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一个美国的有钱人想要证明他在社会上的成功，他不会购买“他能买到的最大的美国汽车”，他反而会选择“小小的欧洲货”更快，更少限制。获得成功便是获得更快速度的权力，便是获得逃离市民培训的一致性的印象。自全面战争以来，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再有境外，外部战争了，正如费城市长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里如此恰当的说道：“如今国境已经进入了城市内部。”不论是高速公路还是街道，一切都变成了国境沙漠的单一斜堤/缓冲区（glacis）的一部分。

柏林墙在一九七七年的夏天从最新的视频和矿道系统中受益——一次名副其实的整形！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之后，贝鲁特（Beirut）展示给我们看到一个公共城市（communal city）是如何被巴勒斯坦移民风暴所摧垮的。他们所经历的不是旧时代的国家攻城战，而是一种无目的的，永久性的紧急状况（state of emergency）。在城市里生存一个人必须每日保持消息灵通，通过无线电，了解其街区内的战略情形。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车改造成了一台攻击载具，装备武器，目的是为了保证移动的自由。不是暴力不区分统一的制服，而是这些战争分子将自己的脸遮了起来，就像抢劫团伙的一员。他们甚至不想被他们的邻居和社交伙伴所认出。他们回到了原始的战争状态——“公开战争（open warfare）”，一种在武器领域中重新占有特定的不发达的大众科技，一项伴随着去城市化（de-urbanization）的，在民众中散布虚假信息的进展。

当美国政府拒绝在危机时刻向纽约伸出援手，当医院，学校不得不关停，当社会救助被取消，城市不再被清扫，这是城市在其市郊的解体，一种未来将会流行的，通过民众恐惧运作的自我统治。人口战争对将在战场上的生存方式变为一种存在方式的转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现代国家在其全新的后勤学革命中利用了这个公式：当摩洛哥国王在一九七五年的秋季决定夺回西撒哈拉时，他派出的不是军队，而是“和平示威者”，一群从城市中被挑选出来的苦难的、徒手的大众，被掷入了沙漠，被置放在摩洛哥坦克的前方，似乎最终需要被解决的是民众之间的生态问题而不是军人之间的对抗。

与巴勒斯坦问题一道，人口战争立即占据了全球视野。的确，以分散的方式统御最广泛的领土来规避军事镇压的核心战术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斗争的核心原因是地理领土的丧失。因此他们不留余力的跻身国际机场的时区。这些来自未知领土的，不再寻找战略地域（strategic terrain）的，全新无名战争分子，将在战略时间（strategic time）中，在旅行时间的相对性中开战。因为说到底从来就没有一条路不是战略性的，从这一时刻开始，再也没有一条真正的民用航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超音速，比如美国的超音速客机SST，或是最近的协和式飞机，在近期能够得到热议：他们的高超性能是一个军事的问题。它们在核矢量的现状下重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资产阶级城市街道上出现的汽车袭击现象。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Michel Poniatowski，后来的法国内政部长，公开宣讲：“安全不能被分割（Security cannot be divided）！”但是更精确一点，他应该这么说：从现在开始，安全不再能被分割（From now on, Security can no longer be divided）。就像之后的总统Giscard d’Estaing在三个月后于军事学院的演讲中所说的：“在保卫我们安全的至高手段的一边，我们需要安全感的在场。换言之，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围绕着对安全的需求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四月二十五日，Olivier Stirn，身处海外领土的国务卿，通知内阁“被Soufriere火山所威胁的巴斯特尔岛上居民的疏散工作展示出了在自由主义社会中自发行动的可能性。”就像我们之后所见的，这种类型的对民众和社会的保护不再是和灾难是同时发生的，其比灾难发生来的更早，如果有需要，它（对民众和社会的保护）甚至投资灾难。

事实上，政府对于安全/安全感的需求的蓄意恐怖式操作是对于那些所有由于核战略引发的对于民主的问题的完美解答——一种在拥核国家中出现的新型孤立主义，比如说美国，正在全面改造其政治战略。他们正在尝试通过一种全新的一致性需求再创造一种联合/工会（Union），就像大众媒体幻觉似地创造对于车辆，冰箱等的需求。我们将看到一种对于共同的危机感/不安全感的创造，其将导致一种新型的消费，对于保护的消费，而这种对于保护的消费将日益走上台前并成为整个商品交易系统的目标。这就是当Raymond Aron指责自由主义社会长期以来过于乐观时所指出的。对于安全的需求的不可分割的宣传已经组成了一副民众的新肖像——不再是那个通过消费来使国家富裕的民众，而是最先在安全/安全感中投入最多，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最终花越来越多的钱而消费越来越少的东西的民众。

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其看上去的那么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始终都紧紧地将政治与远离恐惧的自由、社会安全/安全感与消费和舒适捆绑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强制性的运动的另一面是援助（assistance），自运动的战争开始，无能力身体（unable bodies）的虚弱开始通过对军事工人的需求呈现出一种社会连续性。如果说凡尔赛条约涉及了援助，那是因为国防对其不可避免的需要，并在日后实施社会行动的计划作为普遍防御。正如Gilbert Mury所说，第一批真正的社会工人从来不是中立的，因为他们来自Colonel de la Roque的“法国社会党（French Social Party）”。我们应该记住，在大不列颠的对于“社会安全”的倡导者（比如说一九四二年的Beveridge先生），是将“社会安全”作为全面战争的一个目标的。此外，它曾在欧洲大陆上遭遇类似的法西斯或贝当主义（Petainist）的启发，例如国家援助运动。有趣的是，一些涉及这些运动的法西斯势力（曾经的活就是监视和镇压市民），他们被整合入社会援助成为新成员，就像今天我们利用习惯法罪犯的经验一样。这是因为这些标准化技工的活动与国家管理的霸权目标是不可分割的。

随着机会的提供“社会工人”的职责也在增长并变化着。如今以作为一个导师，教育者，或团队领袖，他同时也发挥着其他功能：在去殖民化之后，原住民事务（native affairs）部门变成了社会事务（social affairs）部门，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葡萄牙的殖民部队建立了“社会交流部（ministr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从来不拐弯抹角的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更是简单直接地在智利建立了民众事务（civilin affairs）部门！

几年之后在法国，在经济全面繁荣的时期，社会工人宣称：“我们和其他工人一样，因为我们修理社会-生产性机器（socio-productive apparatus）”六八之后，他们变得不再那么乐观：“社会工人感到一种强烈的有关社会工作的歧义，对于社会工作到底能产生什么的误解也变得更加敏感。”事实上，在一种重视生存的新经济中，已经不再是参与一个（尽管或多或少无望）的富足社会的问题了。Berlinguer先生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说道：“我们是渴望艰苦朴素的人们，为的是改变这个系统并建立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奇怪的是，他立刻提到了交通运输系统，“改变个人汽车神话的修正和城市的再组织。对于交通问题的解决应该通过对于商业本质的调整，最终导向一次全面的国家机制的转型。”因此，无论何处，可移动大众的载具权力被压制和减少了，从限速或燃油到纯粹且简单的对个人汽车的禁止，汽车神话被破除并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工人神话，那后勤国家的历史上的中心动力。

Enrico Berlinguer所宣扬的艰苦朴素，正如我们所知，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引起了灾难性的反响，有人将其与斯巴达政权进行的类比。但毫无疑问，更正确的提法是将其限于吕枯耳戈斯式系统的终结（the end of the Lycurgean system）之中，将一个社会——其成员几个世纪以来被不断地训练如何发起进攻，而当进攻这一职务突然与他们失去关系时，他们将不再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分解至失范状态（anomie）。如果你把西方人的汽车或摩托车拿走，他还剩下什么可做？难道这没有完全实现M. I. S. Bolch在一八九七年的预言吗？“战争成为了一种僵局，其中没有哪一方可以占据上风，军队将保持面对面，持续地威胁着对方但是不能发动决定性的一击。这就是未来：没有战斗，只有饥荒，没有杀戮，只有国家的破产和各种社会系统的崩溃。”

在一个脆弱的平衡始终被各种病态的倡议所威胁的社会结构中，安全便相当于移动的缺失。无产阶级化长期的对于意志的压制相当于对姿态（gesture）的压制，在对姿态的压制中，失业便是最明显的形象。我们重新分配社会工作，我们聚焦身体或心理残疾人们的表现，他们在残奥会里的记录，我们使人们相信一具不能移动的身体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再一次十分奇怪的，我们总能在一些慈善事业的背后找到军队。读一读Abbot Oziol的回忆录吧，一位法国乡村牧师，他白手起家创立了一家低智儿童中心，目的是为了将这些孩子从精神病院之中解救出来：“拜访者有时会对听到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在军队中’而感到惊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不幸的低智孩子被征召服役了。我们只是以此指出这栋建筑是军事财政部给我们的，其之后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多其他的帮助。”Malbec将军，这位国家军事财政部的头，曾为这些低智儿童中心提出了一个恐怖的口号：“从摇篮直奔坟墓（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但是话说回来，军队又与其有什么不同呢？

社会援助的再分配致力于使残疾人具有功能性，就像普鲁士国家在一九一四年做的那样。金融援助以酬金的面貌出现——薪水——在当时政府执意奖励那些表现如辅警一样的，进行告密的市民们。那种不可分割的安全在这一个苦涩的老人形象中体现出来，他被排除在经济系统之外，靠他微薄的养老金过活，那最后一位无产阶级，一位集中注意力的哨兵，在错乱焦虑的社会环境当中动弹不得。人们开始在街上遇到这些似乎是非现实的人，他们的手腕上佩戴着一个比腕表稍大的，连接着监视中心的电子警报系统。“三角洲七号基金（Delta 7 Foundation）”与Gilbert Cotteau身处这种社会活动的发源地，这个基金负责许多事情，但为了启动，其也向武装部队（特别是空军）索要金融援助。这个基金的受益人主要是被炸弹炸聋的越南儿童，基金向他们提供了听力辅助设备。还有一些老人也被给予了免费的电话，其装配了连接至中央警察电脑的警报系统。在这样的组织背后是国家社会援助办公室工会（National Union of Social Aid Offices），卫生部和内政部。

那些倡导为了老年民众的安全问题发起运动的海报，以及那些影音插播的广告：所有的这些教化在老年人的家庭，俱乐部，招待所里大范围地广播，其就像许多的警察动员的方式，所有的这些也都提供免费咨询热线。

对于其他的社会阶层，对于安全/安全感的需求的操作拥有不同的方式。自古代以来，贵金属，金本位制，始终体现出一种“避险价值（refuge value）”，一种对于焦虑的缓解，因此是一种个体安全感的符号——这种“保险”价值，正如我们所知，已被完全地转移入了大量的交换系统之中。然而，如今对于黄金作为金钱系统的避险基本本位制度的怀疑使人联想起在法国大革命不久前的约翰·罗（John Law）的银行事变。其导致了社会“安全”的奔溃，并且我们在当今的核状况中发现，斯巴达国家拒绝使用贵金属的原因是作为应对非战争（non-war）时期的一个结果。（国家，仔细地充分调用人民的警戒用于防守，除了使他们完全参与古斯巴达的战争机器以外，还需要剥夺他们一切保护自己的手段。）

生产的规则即致力于生产“无限消费的容器”。但是这个容器逐渐变成了对于总体安全/安全感的消费。对于防守反击的乌托邦式的使用使我们开始改变生产的美学和其本质。商业改革的意义已经与原先通过权力所赋予的意义完全不同了。因此，市场上的“无品牌名称的商品也很好”的现象——这一现象或多或少被人所忽视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件：被大量需求的商品出于经济的原因，在匿名的白色标签下，原先公司那些突兀的商标正在消失。它们正在发起一场巨大的反宣传（anti-publicity）运动。它们，就像我们所被告知的，是“自由产品”，换言之，它们不再依靠可疑的，老旧的，娼妓式的市场营销技巧。从现在开始，排斥比吸引卖的更好，这就是围绕着保护目标所组织起来的我们的全新社会存在。如果消费者的出于对保护的需求的动力要求公司改变他们的广告战略，那是因为其他的生产势力试图在信息领域发展他们自身，比如之前提到的国防机构。

在国内市场的战争之后，是军事市场的战争。再也没有一个致力于民主同盟的消费/生产系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寻求直接选举军事阶层，或者更准确地说，寻求在军备领域中的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目标系统。

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葡萄牙大选失败之后，Mario Snares宣称：“我不需要通过政治家来治理，我只需要一些士兵和专家就能做好。”新中国的领导人也发出了类似的言论。“军事社会主义”并不是在一九七六年的秘鲁或是葡萄牙出现的，其第一次亮相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柏林，或者说更早，在十九世纪与俾斯麦，拿破仑三世和“社会帝国主义”一道出现。消灭资产阶级政治伙伴仅仅是那完全基于科学与技术猜想的战略梦想的实现：没有军队的军事化国家（Gallois将军的最小化生命武装）。

对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来说政治的国家已经是一个“非导体（non-conducting medium），一个防止全面开火的障碍”。在这样一个陈述中，军事阶级野心的本质被完美地揭示了，其原子化的情况也被表明……“在波拿巴（将军/国家元首）手下，战争不停息地被发起直到敌人屈服，同时反击战也以相同的能量发起。毫无疑问这同时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我们重新回到战争的纯粹概念在其最精确的意味上。”动态效率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特点，对于拥核国家来说，竞速发展（dromological progress）的终极阶段，凭借战略计算器保证了这个概念的凝聚力。面对着并登上这架终极战争机器的是最后的军事无产阶级，日后那共和国总统无意志的身体，消失的军队的最高首领。这具总统的身体就像古代的应征入伍者被两股战火所截获。他最后的行动将再一次是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