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人的历史即是偏见史，偏见与偏见相互斗争，才形成了乌云和彗星。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它将某种偏见当成真相，并将此类“真相”当成必将实现的正义，如果说在学术上察觉到的异象只能说明某种知识分子的迂腐，每天絮絮叨叨地讲人工智能，大谈科技与人文之间的争斗，那么在社会之中则显示的是某种奇观。从“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虚假的平等命题出发，声音被不由自主的训诫，被偏见所掩盖，但最可怕的是，人们对无数不属于自己的执念抱有执念，成为捍卫此类执念的殉道者，亦或者是借由此类信念幸存于世。

当人们大谈辨证关系的时候，他们的脑子已经无法行动了，说一个东西既好又不好，真的能够拓展一点什么思路？我并不信这样的鬼话，如果某人说“虽然他写的东西不好，但是这毕竟是他的努力，而且还有时代的因素在里面。”我会将这个人和草履虫归为一类。我并不是反对辩证关系的存在，但是有太多太多的人拿这个当成某种逃避和巧言令色的武器，以至于我对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辨证关系表示质疑。稳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相互捉弄，这种稳定（学校的，工作的，社会的，甚至是文化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类假象，不存在的情况。如果人际关系由利益和信息组成，那么网状的人际关系更是如此，并且为了维护这种人际关系（乖孩子，优等生），或者说是身份，人们以败坏自己的感官为代价去迎合。“我认识他”究竟意味着什么？身份的确认，等级的确认，监视之眼，现代人最愚蠢也最狡猾的发明。如果有从洞穴深处钻出来的原始人，定会为这种复杂又谦恭的人际交往感到尴尬，太虚伪了不是吗？人们依靠某种强制性的人际关系生活，并不断生成自己的生活，那么谁规定生活必须是这样的呢？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只能修补而不能创造生活，这真是灾难，在不能否定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既定的，失忆和失智也在这里出现。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安那其主义的人际关系至少是健康的，它正视了人，人的想法和愿望，我宁愿有人拉黑和和我绝交，也不愿意看到双方相互维持的惨剧，但很可惜，现代人宁愿败坏自己来维持关系（因为人们不敢，因为人们想太多，我过去也是如此，我咒骂我自己），借尼采的话说是“末人”，现代人的虚弱确实存在。

现在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是坏透了，但不是某些政治青年说的那种坏，不是在 墙里墙外蹦来蹦去然后大谈寒冬将至的那类坏，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时代都是坏的。进一步说，如果在以上的范畴中讨论时代的坏，会推导出另外令我非常厌烦的结论，那就是过去是好的，我们曾经好过。这有什么用？难道你对生活的期待，只是量的差异？仿佛有一个小小量表，因为现在到了60分的及格线，你就开始嚷嚷“快回去，快回去！”不是这样的，我想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应该存在但从未存在的可能性，将过去复制粘贴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不怀念任何的时光，过去哪怕有快乐属于过去。但是这个充满失智和地下趣味的时代没有意义吗？我不觉得，相反，感到了以毒攻毒的快感，这就是症候狩猎（我发明的词汇）。症候狩猎是一种现代人摆脱被害妄想症的方式，是自我解毒，自我锻炼，自我强化的过程。

没有比莫洛伊或者马龙更像外星人的人了，他们太突兀了，但是当一个外星人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能看到这真实世界中非常诡异的面向，一个地球人感受不到水星，火星木星哪里好，更不知道为什么地球是个不错的地方。症候狩猎者会不停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固定的朋友，当然也没有固定的敌人，放到德勒兹的根茎语境里或许能稍微形容下这类感觉，但是我觉得很棒，毕竟盯着别人脸色说话的人，哪怕他的说话技术再高超，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写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某位我认识的“症候狩猎者”（幽默了），在某个学术群里骂贾樟柯的电影（好的，贾樟柯的迷弟迷妹可以速速取关我了），他骂的很有意思，结果没想到群里真的有贾樟柯的亲戚来要求他道歉。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症候中的贾樟柯和现实的贾樟柯相遇了，于是人们就认为症候中的贾樟柯失去了存在价值，这种症候分析也成为污蔑，对谁的污蔑？对那个现实生活中的创造者，甚至是不明白自己在创造（复制）什么的人。这个时代的人太缺少幽默感了，他们可以对着维尼熊发笑可能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明星和社会人物同样是症候，他们给了某种本该使人发笑的情况以“特赦”，因为某种心照不宣的对“大局”的观感？这个时候我总想到柏格森那句不起眼的话“笑之中包含一种漠不关心”为什么不笑或者说笑不出来？是因为太靠近自己了？太害怕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我希望一些知识分子不要原地爬行，特别是知道自己是在爬行还要继续以这样的姿势爬行，某个单方面绝交我的朋友说的很对“就算这些人真的想持有某种批判的态度也是不可能的，国内外的讲座，出版的新书，评论家的恭维，如果他想表达自己的态度，也会被淹没在这些无所谓的事物之中。”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声音制造出来的某种正确观非常危险，成为了很多人不只是校园里的学生，甚至很奇怪的成为社会上某些人的执念，对时代的理解无法深入哪怕一寸，最后都成为了狂欢的标签游戏。（实际上，讨论的情形很难很难见到，更难的是讨论真正该讨论的东西）因为无聊的人太多，我希望“症候狩猎者”能稍微多一些。

下面附我和贾樟柯文作者的聊天：作者简称为Y，我的简称是K Y:看啦！写的很好。我个人的体验是，这个时代天天谈真实的那群人从没有真实过。他们的缺陷是审美上的。在他们的审美中，不再有朴素的东西的位置了。他们太聪明了，以至于天真地以为认识自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朴素的东西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能使人健康，至少不会在价值观上败坏却又自认为聪明。如果我们国家的青年更多喜欢赵本山，而不是更喜欢贾樟柯，这个国家的青年就还算是健康的。贾樟柯太装模作样了，他刻意的全景式视角，把人的道德、审美等往小了看，看上去关心什么农民工，却从不真正关心农民工的审美和道德。拍什么，他都得打上一个引号，把对象悬置起来，故意不做价值判断。可是农民工从来不喜欢看他的电影。这种脱节，是贾樟柯从来无法自我反省的。你说的症候分析就是类似这种分析，看一个人如何自相矛盾，如何不自知。这是这个时代全世界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了。人们不再对朴素的东西感兴趣了。这倒也罢了，如果深刻的东西是真正深刻的。可是这个时代的很多看上去很深刻的东西都是不值得推敲的。这是造反时代遗留至今的情绪。人们不再真正臣服于比自己高的东西了。嘲讽一切，嘲讽自己，但就是不反思自己。不节制，不审慎，没有正气，也不严肃，也没健康的幽默感。

K:同意你的观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说“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失智”，哈哈不过我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是源自于造反时代，怎么说，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比造反时代更隐蔽，更难以察觉，甚至于对造反时代的反思反过来也成为了某种败坏趣味的东西。说到臣服，我总觉得人们打一架才能臣服，但是现在没有健康的交锋和斗争，反而是一些很游离的，由权力架构衍生出的某种惯性，思维的惯性，以至于现在人们不知道如何思考了。

Y：去对比一下鲁迅式的自由主义者，和当今的自由派。后者天天引用前者，却从没有前者的那种正气。对自己的定位不正，或者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以至于阴阳怪气。他们的尺度是虚假的。K：是这个意思了Y:现在的自由派因为文革这种彻底造反的氛围不在了，就成了权力的寄生物了。他们眼里的政治、道德、人性的概念都是假的。 K:墙里墙外假的都不少哈哈。真正的讨论太少太少了，有时候觉得这些人整天自己说这些，自己难道不感觉心虚吗？结果发现一天天过去，只是更多的人被污染而已…… Y:好的是，中国年轻人已经健康许多了。能理性思考问题。我个人经验是，中国舆论环境虽不自由，但是却健康；大学文科的氛围远比舆论不健康。健康的东西在人民那里。这是好事。

K：你说的这个中国年轻人的健康体现在哪里？我有点好奇。

Y：我也算是其中一员了。我们这代人，没有历史负担，没经历过战争和动乱，受各种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减少，糟糕的潮流总有同样强大的反制力量出来。你不要要求舆论中可能会有理性讨论。区分舆论的基本品质可能更是审美的。这代人比上代人更有幽默感。而幽默感是审美上健康的体现。八十年代，从西方来的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等）的基本旨趣没有扩散到文艺青年之外的群体中。中国青年品味虽不高，但也不低。没有一根筋。也没有陷入相对主义式的多元文化的死结中去。基调是民族主义的，但自由主义也是另一个基调。这两者虽不可能在一个很好的基础上互相配合，但相互制约。自由主义不会堕落到西欧式白左，民族主义也不会堕落为单纯的忆苦思甜。换言之，这代年轻人没有在面对这两种基本的情绪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情绪在那了，所以能更理性和审慎，而不是情绪化。这代年轻人的出生是健康的，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从未曾有过的。以上是我对中国年轻一代人的基本思想潮流的素描。

K:“没有扩散到文艺青年之外的群体”哈哈哈很同意。对比之前一代，确实要健康很多啊，但是对我来说，这种健康还是太微弱了，构不成力量，或许是我要求太高。

一点点后记：Y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是好的交锋者，这种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