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重要的爱人:卢基诺·维斯康蒂 Die große Liebe meines Lebens: Luchino Visconti

(译自Helmut Berger《Ich》)

报刊杂志上总是写我与卢基诺·维斯康蒂相识于罗马或伊斯基亚岛,这并非事实。在伊斯基亚岛度完假后,我就申请了佩鲁贾大学,同时我也一直兼职做服务生或调酒师。我仍然做着演员梦,而意大利到处都是极具天赋的表演者。在我的演员梦实现前,在我遇到维斯康蒂前——我的时间消磨在兼职和语言学习上。那是一段有趣的时光。 我想,我不需要为了说某门语言而进行专门的学习。我对意大利语很快就有了感觉,像块海绵一样迅速地吸收了那些语调和词汇,我是个有天赋的语言学习者。法语、英语或意大利语剧本对我来说都不成问题。 那个意外发生于1964年佩鲁贾绵长的春日。意大利语这门课的考试形式通常是做一些关于或近或远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报告,我们必须在周末通过教授的指点亲自去走访那些遗迹。三月的某个周六,我和一位同学约好去参观圣方济各的出生地阿西西(Assisi)和那些中世纪建筑,这是我们下周一的报告主题。我是个很容易被文化迷住的人,尽管我这一生中在卢浮宫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我对古典艺术没有多大兴趣,反而更喜欢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我藏书逾千,其中不乏那些在我遇到维斯康蒂前就对之颇感兴趣的经典名著。维斯康蒂也进一步激起了我阅读的兴趣,于他而言阅读不只是自我教育的方式,更是一种精神滋养。总之,他读他的,我读我的。我最喜欢的书是Jean Genet的《布雷斯特之争》(Querelle de Brest),那是一个关于“性”的故事。后来,我会在拍电影前买下与电影主题相关的全部书籍。 那个周末,我坐在同伴韦士柏摩托的后座任他载着我,但我们并没有去阿西西。我的同伴突发奇想要去翡冷翠旁的沃尔泰拉(Volterra)看伊特拉斯坎人的墓穴。当时我没有别的车可以搭,只能选择去看七世纪留下的那些伊特拉斯坎人墓遗迹,至今我仍留着一些当时别人送的伊特拉斯坎风花瓶。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看了那些红陶器和母狮之墓(Tomba delle Leonesse)的挂画。 巨细无遗的文化之旅使我们精疲力尽,在旅途变得无聊的同时我们越来越想吃披萨。当我们准备返程吃披萨时,却突然撞见了电影的拍摄现场。大导演卢基诺·维斯康蒂在为Claudia Cardinale主演的《Sandra》进行拍摄,当时我站在那里就像脚下生了根。因为这份好奇我重又清醒了,观察起了这场拍摄。在我长久以来的演员梦中,我早就数次参与了这样的现场。 春寒料峭。我穿着短袖T恤,身上一阵阵发冷,但就是无法从那里移开哪怕一步。当时我不知为何我这样固执,也许是命运掷下了注定的骰子。 我沉迷于电影拍摄现场的种种细节,完全没有注意到维斯康蒂投来的目光。很久之后,他告诉我,尽管当时他尽力集中精力指导拍摄,却也一直注意着场外的我。 突然间,我收到了维斯康蒂的助理送来的灰羊毛围巾。我惊讶之余将那条编织精美的宽大围巾裹在了发颤的肩上。很快就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那位天才导演找我说起了话,他用标准的德语问我,是什么吸引了我留在这里。我讲了今天的参观以及语言学习的事,接着他邀请我和我的同伴明天与他共进午餐。他拍摄期间住的别墅中装点着比亚里茨风格的草编家具,那老旧的乡居中摆置着许多落地花瓶,其中是馥郁的花束。浓烈的晚香玉气息使我感到眩晕,那香气就像Piguet调的那支名为Fracas的香水。 同用午餐的还有女画家Bice Brichetto与服装设计师Domietta Hercolani——《豹》中的服饰就是她设计的。在这场奢华的午宴中,那位天才艺术家并没有特意偏向我这一边,而这恰恰有着极致的吸引力。当时的我心中只有受宠若惊的虚荣、年轻人的幼稚和对自身真实情感的恐惧。我不想像别人一样做维斯康蒂的一个玩具。 我趁机逃开了,但留下了我在佩鲁贾和萨尔茨堡的地址。毕竟我离演员梦的实现是那么的近了,此时我不能犯任何错误。维斯康蒂之后的礼物和邀约我一一接受了,但我的心可没那么容易软化。我仍不满足,电影和爱才是我的目标。这个比我大38岁的意大利人,用他的宠溺追求了我数周之久。 我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吊着维斯康蒂的胃口。很快我告诉他,他与我之间,是我认真对待的第一段关系。我尤其强调了自己此前在男性间的情感上毫无经验,也从未和男人睡过觉,不想仅仅来一段一夜情。我要让他明白,在这件事上我是新手,尽管这并不完全是真的。但在他之前,我的那些和男人的经验没什么意义。很快我们就在一起了,1964年秋天我们正式成为恋人,这段关系一直持续到1976年维斯康蒂去世。 沃尔泰拉之旅是多么令人意外!我传奇般的职业生涯始于一条编织精美且有着松软长边的灰羊毛围巾。这普通的物件也是我的那位天才与我——他好学的学生,他的爱人,也是他的缪斯之间一生爱恋的开端。这种爱是我与维斯康蒂之间看不见的脐带,它将我们紧密相连,连死亡也无法斩断。那次偶然造就了我一生的幸运。如果那个周末我按计划去了阿西西,人生又会是何种光景呢? 我想要一段稳定的关系。我想去巴黎。我想过奢华的生活。维斯康蒂在Ave Montaine的巴克莱酒店租下了一套有四个房间的公寓,可惜那华丽的房子如今已不在了。在巴黎时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如订婚了的普通男女。当他在塞纳河畔和Gabriella Freni还有指挥家Giulini排演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时,我就住在他房子的阁楼里。 晚上我们一起去他的沙龙里用餐,如果他睡得不好,我们交颈相缠的时间就会少一些,草草了事后我就偷偷开车赶去圣日尔曼大道。好一段快节奏的Boogie-Woogie! 他隔天早上八点就会出门,而我则一直睡到中午。他问我今天如何时,我会说没什么特别的。他对我那些荒诞肆意的夜生活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维斯康蒂还是如此善妒,即使是在我们还没有上床的时候。我一直告诉他,我没有在别人的床上鬼混,我只和他鬼混;我不会在别人的房子里睡,只会在他的房子里睡。有时他会问我,我拿着他的钱去干什么了——那些被我拿去享受感官欢愉的钱。 啊,我就会回答他,我不小心弄丢了那些钱或是拿去买了圣罗兰的帽子。有时我会送他爱马仕的香水。 我抱着玩游戏的心态进行这一切,但不幸的是我很快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维斯康蒂。说“不幸”是因为这违反了我的原则,我爱上别人了。当我终于适应了秩序井然、充满艺术气息的贵族生活,他却不再爱我了。于是我几近疯狂,在他身后苦苦哀求。爱情里永远的换位游戏开始了。 维斯康蒂于体面的语言一道颇为执着。于是现在我开始接受正统教育了。首先是学让人挑不出任何错处的英语,尽管维斯康蒂自己都没能完美地掌握这门语言。他在肯辛顿的伊顿广场为我买了一套漂亮的房子,有私人老师过来教我。 这是我第二次在伦敦小住,当时我感觉自己像是维斯康蒂的未婚妻。我沉迷于购物,在这儿买些帽子和化妆品,在那儿购置几辆车和一些古董。一开始我们去了路易斯威登,维斯康蒂给我和他自己分别买了三个箱子。一年后我又去了路易斯威登,作为Helmut Berger走进去,想要买一个上面刻有HB字样的箱子,因为我一直以为LV是卢基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缩写。导购员很惊讶,向我解释了一切。太尴尬了,我再也没去过那家门店。 我还买了些香薰灯,散发着芳香的小花瓶。点燃烛芯再等上一会儿,整个沙龙都会弥漫着香气,卢基诺最爱这令人眩晕的感官体验。他也喜欢新艺术美学:Gallé的花瓶,建筑装饰(Bau-Ornamente)的画作,有植物浮雕(Pflanzenkapitell)的家具。我们去了很多伦敦的跳蚤市场,无止境地买着东西。我,一个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奥地利酒馆老板的儿子,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些破烂,这太疯狂了。之后我见识了他的诸多房屋,才意识到这位伯爵比那些世界闻名的建筑师更有品味与个人风格。而当时我还没去过他在罗马的住处,对他那座位于伊斯基亚岛的城堡La Colombaia一无所知——后来他特地为我改建了La Colombaia。 我的住宅是他那座城堡的缩小版,位于一处山崖,他开过一条林荫道就能到我这里了。我的住宅有两间卧室、两间铺满了爱马仕釉砖的宽敞浴室、一间厨房、一个沙龙厅和一间小客卧——他甚至连我的访客都考虑在内了。塔楼之下是阳台,从这儿望出去,能看到维斯康蒂华丽的宫殿。我的室内设计充满现代感,那不勒斯的床,Victor Vasarely的画。维斯康蒂喜欢用那不勒斯的樱桃木做画框,只要简单的黑边,不要复杂的花饰——完全的新艺术风格。 在不拍电影时,他只想静谧地生活,听着古典乐或写写剧本,我对此不满。他和他的工作团队经常熬夜,我就和朋友们去玩水,或用录音机放些流行乐——当时还没有随身听,然后晒个太阳浴。 很快我就想让这原始的私人海湾变得现代化,卢基诺不同意。他喜爱自然,想要保留这样的生态。某周,只有我和朋友Tonino Baiccio待在那儿,我们用炸药毁了卢基诺喜欢的海湾,按照我的愿望改建了它。在山崖上造了露台,装了电话和迷你吧台。一切都瞒着卢基诺。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后来他和我一样爱上了这种感觉,面对游泳池时他很难再责备我。他想要保留他城堡林区的原生态,而我还是造了游泳池,事实证明他也喜欢这池子。尽管他喜欢自然植被,但也不会拒绝舒适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