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 As Deep As Death
一些《Ich》中关于维斯康蒂与贝格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并非逐字逐句对译，只是一些笔记。
内在于我的一些东西随着维斯康蒂之死而死，我的信仰和我的希望都被他带进了坟墓。
真正的爱只可能发生在两个独立的精神间。他们都是不会放弃独特习性的个体。我和卢基诺之间正是如此。1976年他去世后，我再也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我们的友谊是自由的，在保持我们内在的独立性的基础上相互依赖。……他是我后天选择的父亲。
我喜欢自己打扫房间、整理东西，我比许多服务人员做得还好。这对卢基诺而言是无法想象的，毕竟他出生于贵族世家，他强迫我遇到最简单的家务事也要摇铃让管家来做。
和他在一起生活，就是和爱、尊重、冷静、恐惧、自律、争吵与气力一起生活。他不仅给了我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这个电影史上里程碑一样的角色，他给了我全部。
如果当年维斯康蒂领养了我，现在我也是个亲王了——作为我们这段关系中的女性，这个头衔与我相衬。
卢基诺是我的港湾，他的镇定自若也变成了我的。
他完全占领了我，也许每个女人都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男人之间的感官和情欲与女性之间、男女之间并无不同。
至死我都将是维斯康蒂的遗孀。也许会感到短暂的快乐，有时醉生梦死，有时歇斯底里，但在灵魂最深处，我只是一个悲哀的遗孀。
我在罗马上流社会的小圈子里追寻那些刺激的夜生活，这从未引起维斯康蒂的哪怕一次耸肩。这位令人敬爱的父亲尊重他儿子的小世界。
卢基诺的床如今放在我罗马的家里。这是唯一一件他死后，我从他在Via Salaria的宅子里拿走的东西。在那之后，我一直睡在这张床上。
维斯康蒂是个工作狂，他的生活就是工作。我们有过约定，在拍摄电影期间不上床，因为上床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我与维斯康蒂争吵不断，也动过手。有一次他窃听了我和Rudolf Nurejew之间的电话，他嫉妒得发狂，动手打了我。我搬了出去，他也不会来请求我原谅，只是工作，等我气消了自然会回去。
卢基诺听着德奥古典乐长大，而我则更喜欢摇滚之类的时兴玩意儿，他没法理解这个。但1967年，披头士到罗马开演唱会，卢基诺想让我开心，于是请披头士开完演唱会后到我们位于Via Salaria的宅子中吃晚饭。这四个唱摇滚乐的年轻人，为了表示对艺术家维斯康蒂的尊重，开完演唱会后换下演出服，穿上整齐的西装，打好领带来赴宴。 我们一直在聊音乐，卢基诺问披头士之后愿不愿意去伦敦开一次音乐会，让伯恩斯坦做指挥，这是一个将古典乐和流行乐结合起来的革命性尝试。披头士很乐意，但最后没能实现——披头士的经理不同意。 卢基诺陪着我，这顿饭一直吃到早上六点（平时他午夜就睡了）。他的完美主义也表现在这次晚宴中，我们和披头士说英语，但卢基诺的英语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专门找了翻译过来，当说到不确定的地方时，他会和翻译说意大利语，让其再翻成英语。
当我想起1973年，总是很难过。那一年卢基诺终日关在剪辑室里处理路德维希二世，因为太过劳累，他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突发脑溢血。他抽烟抽得很凶，不用滤嘴就抽Nationali，一天可以抽80支。那天他在旅馆里喝了一杯香槟，然后就晕倒了。不幸的是那天罗马的救护车罢工（这就是意大利），直到两小时后才有军方的救护车接走了维斯康蒂，但太晚了，血已经堵住了语言中枢……
他脑溢血发作时，我在巴黎，为一部电影去迪奥试装，那天行程很紧，我回到旅馆后发现Marc Bohan——迪奥的设计师给我打过电话，便赶紧回拨，至今我都记得电话那头的声音： “Helmut，你准备好了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当然，请说吧。” 听到维斯康蒂脑溢血的消息后，我冷静地收拾了行李去了机场订了最早回程的飞机票。等我到Flavia医院时，维斯康蒂家族的成员们早就在那里了。来探望的宾客进进出出，而他们却对我说：“你，Helmut，出去！” 我第一次失去了全部冷静和自制，向他们吼了起来，我告诉他们我也是他的家人，我想帮忙，没有人能阻拦我，即使是他们也不行。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维斯康蒂家族那天的阻拦。 后来我还是找到了见他的方式，他看到了我，还认得我，压了压我的手。我亲吻了他，向他解释到我必须回巴黎完成拍摄工作，但我一直想着他。他点点头。我向他承诺，我马上会回来陪他一起睡觉，他理解了我在说什么，安心地睡着了。
75年到76年，我拼命工作，同时演着两部片子，一部要我说完美的意大利语，一部是说无可挑剔的英语。拍完之后我彻底累倒了。有天我和卢基诺在家里吃晚饭，他请求我：你超负荷运转了，看起来很累。你应该休息一下，不如去里约热内卢找Florinda Bolkan玩玩吧。 他担心我远胜过担心他自己。于是我订了下一班去里约的航班。 早上七点到里约后，我马上去了Florinda家里。他和他的女朋友中午带我去喝酒，这很奇怪，因为他们两个白天从不喝酒。我喝得醉醺醺的，下午三点才会房子里吃午饭。等我吃好，他们把我带到一边，尽量轻柔又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在我坐飞机从罗马飞里约时，维斯康蒂过世了。
我以疯狂的速度赶去机场，当我想为头等座付款给意大利航空时，机组人员拒绝了——出于对艺术大师维斯康蒂的尊重。这是只有意大利人才会做出来的事。
卢基诺死后，意大利为之举行国葬。很多艺术家、大导演、著名演员都来了，所有人都戴着深色墨镜。只有我什么都没戴，我想赤诚的与我的卢基诺告别，没有什么好遮掩的，我希望他能看清我的脸。我好像是走进了一个电影拍摄现场，没有声音，没有灵魂，没有卢基诺，我孤身一人。
卢基诺的原遗嘱被维斯康蒂家族的人毁了。根据意大利的法律，只要共同居住满八年，生活伴侣（Lebenspartner）就与婚姻伴侣无异。但我并没有提遗产的事，我和这个男人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知道他不愿意被卷入为人瞩目的娱乐圈丑闻。我不会用他的名字去制造新闻，我感到这是我对他的义务。
他死后一年，也就是1977年的3月17日，我尝试了自杀。那天我吞了18粒安眠药。平时我的女管家都是下午才来，从未出错，但那天不知为何她早上就来了，把我送去了医院。等我醒来，医生还告诉我，12颗其实就足以致死，吃得太多了反而会让人在昏迷状态中无知无觉地吐出一些。我住院的那段时间，朋友们都很关心我，Romy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我没死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尾章） 直到今天，我也会问自己，维斯康蒂希望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看到什么，他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什么，是笑着读或哭着读，还是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一个好演员的魅力。他不止在我的梦境中回答了我，也在此时此刻给我启示，就在我叙述这些的时刻。他一直在我身旁，守护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