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我第一次尝试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已经有六年了。现在回头看六年前自己写的东西，虽然在细节上的一些想法或改变或深入，但核心肌群竟然还是那个形状：

……《绝爱》让我找到了答案。我喜欢的，绝对不是普遍的消遣，Yaoi也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那种激烈的碰撞、散发出绝望气息的情感，禁忌的、不可触碰的……这才是耽美，它有别的一切情感都无法拥有的张力。其实一定要定义成同性恋，不如说是无性恋更好理解。人不可能作为性别的附庸品存在，而我心中的耽美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脱离了外在的纯粹。（2014）

本月初写的微博：

今晚转了那条说男人没有性别的微博，想顺便聊下作为metaconcept的耽美。也不是学术聊法，只是说说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理清的它对我的意义。 之前不爱在微博说这个，是因为有过被judge的经历。曾经现实生活中在大多方面还算聊得来的男性朋友，有天问我是否了解耽美，并表示：真的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女孩子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他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语气里的轻蔑，而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羡慕对方的天真。我有一个论断，自我认知身心都是百分百男性的人无法理解耽美。原因正是男人没有性别。无论是作为身份话语的既得利益者，还是作为能自由生活的隐名者，他们都没有必要去想象性别消失的异空间或平等的权力关系。准确地说，这样的想象反而被他们视作是冒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夺权。 以前也看到过有人说某些耽美的叙事是强化heteronormative sexuality和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我也见过这种例子。但融入了我生命体验的作品，以及耽美作为一个genre对我的意义，恰恰在于卸下我身上由于性别身份而不得不背负的枷锁。 最近的例子就是中村春菊的作品。《世初》和《纯情》都是在轻喜剧语法方面非常成熟的商业作品，因此热度很高。但我不觉得它们是糖水，不如说是果味的咳嗽药水，虽然用糖浆冲淡了药味，但它始终是药。仔细一读，就会发现中村一直在自己的作品里逆转现实里的权力关系。这一点在Hybrid Child里体现得最明显，中村给主角的设定是类似sex doll的hybrid child，如果男性来做这个设定，大概会变成后宫番。现实女性的身体是object，那么仿照人类制作出来的hybrid child岂不是objectified object？ 但中村不止没有在这样一个设定上搞sexual objectification，反而激活了这些性玩具的主体性。hybrid child在她的作品里挣脱了作为客体的命运，发展出了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意志，和主人的关系也从背景设定里的主-客体变成了主体与主体。 间之楔是不是这样的故事？绝爱呢？摩利与新吾呢？在这些作品打造出的异托邦中摆脱了枷锁的，难道只有角色吗？ 想清这个问题之后，也就厘清了耽美对我的意义。 人不可能作为性别或性向的附庸而存在，耽美中的男性身份和同性恋倾向是表象，而实质是一种借用。借用“男性”，逃避性别身份。借用“同性恋”，对抗异性恋话语规训。而藏在纷繁表象下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心愿：做一个无身份的人。 以上话语并不能推出我认为耽美是一种去除性别身份的积极工具，或适合作为研究对象来讨论。至少对我来说，它更像是提供情感支撑的避难地。对抗主流话语，虽然最终要靠在现实里斗争，但情感维度的backup也不可或缺。作为女性的我天然地会被耽美里平等的权力关系吸引，所以它的意义在大多时候于我是不言自明的。 简而言之，对耽美的好感，不是对男性的好感，也不是对同性恋的好感，而是对摸到了大多同性身上的枷锁，并试图在自己创造出的世界中卸下它们的那些女性的好感。 所以，作为metaconcept的耽美究竟是什么呢？于我，大概就是女性之间共情的丝线，和一种异世同时的祈愿——脱离范畴的凝视。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未结束。我能察觉到自己观念上的一个转变，以前我总尝试赋予耽美以radical的社会意义，或者最起码强调它相对主流文化的progressive，但这其实仍然落入了旧窠臼。如果它没有体现所谓的进步，如果它不能套进传统中那些强有力的或说一直为人们所畏惧敬仰的复杂理论，它就不值一提吗？ 所以我尝试尽量不从群体角度思考它，而只讲述它对作为女性个体的我的意义。

这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说也实在很重要，毕竟至今与这种文化已有十年的生命情感关联，如果不理解它，也就无法理解我自己。因此，这也算是一种曲折的自我认识路径，我在透过耽美的棱镜观察自己。

因最近时间有限，我想先在这里记录一些与此有关的思维碎片，等日后再整理成结构完整的文章。

2020.10.25

今天读到纪大伟的一个观点，同志文学承载历史重量，而BL漫画/耽美则与此无关：

我並不是要在兩者之間區分高下。我不要歌頌同志文學的「高冷」，也不要貶低BL漫畫的「流行」。我其實讚嘆BL漫畫跨越年齡門檻、跨越國界的流動能力。我無法保證十年、二十年後的未來讀者還會繼續讀寫同志文學（或是任何文學），但是我滿確定未來讀者還會繼續擁戴BL漫畫（以及其他漫畫）。 讀者可以藉著閱讀同志文學認識歷史的悲情，也可以藉著消費BL漫畫來享受沒有歷史包袱的甜美。這種「歷史重量有無」的差異跟「藝術形式」有關（文學本來就跟歷史糾纏，而漫畫本來就不必在乎歷史），但並沒有完全被藝術形式決定：例如，「耽美文學」、「BL輕小說」也是（廣義的）文學而不是漫畫，但這些文字商品也很少承載歷史的重量。這樣說好了，沒有人會想要藉著閱讀BL小說來嚴肅認識某國歷史。妙的是，BL文類（漫畫、小說等等）偏偏樂於從各國宮廷歷史尋找題材，但是就算採取宮廷劇橋段的BL也不會讓讀者感受歷史的沉重。

如果在六年前，我一定会反驳此类观点，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反驳。现在也不必舍近求远，今年年初我自己就写了一篇以1968年欧洲学运潮为背景的耽美小说，主角是贵族老财与革命工人。在其中，我借不同人物之口，几乎把欧洲激左哲学家的代表性观点和几次激烈的论争全部放了进去。但也正因此，我写的才不能算是“好”的耽美小说。我的人物变成了表达理念的工具，而那个理念却不是爱。

话说回来，耽美书写的是纯粹的罗曼史，提供的是爱的乌托邦。爱能克服一切乃至跨越生死，这种叙事一再在耽美中得到强化。即使耽美偶有悲剧色彩，也是被爱本身赋予的。那个世界的地心引力是爱，所以不止是历史没有重量，而是爱之外的东西都不重要。其他东西有时在故事中显得重要，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象，而目的正是将爱托上祭坛的最高处。

在读初三的时候，我开始好奇为什么自己会喜欢阅读耽美，它究竟代表着一种怎样的欲望。我也是同时期开始读古希腊哲学的，但古往今来有无数的人告诉我西哲的迷人之处，我能从西哲中获得什么，却没有人向我解答耽美究竟是什么。我尝试过和当时身边唯一看耽美的好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她说：那能有什么原因和意义呢？不就和追星、看综艺一样嘛，看了开心就好啊。

也许对很多人是这样，但我意识到对我应该不止于此。到那个年龄，我从来没有狂热地喜欢过什么明星，也不看综艺，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能长期吸引我的东西中，必定有一个与我的个体生命相关联的谜题。 于是我在网上一通乱搜，买回了一本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这本书针对很多英国文学文本的片段做了有趣的分析，其中提到的情欲三角，我至今也会在分析戏剧结构时引用。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酷儿理论，我感受到了其中的趣味，但却也藏着一些失望。因为这本书和我所认知的耽美是没有关系的，它没能解答我的困惑。从作者引用的那些片段中，我可以了解到维多利亚时期的homophobia，同性恋在当时的文学中是如何作为一种背德和堕落的象征的（也许就是纪大伟所说的“历史的重量”），但它和耽美是两个国度。 到如今我才算彻底理清了：亚洲的耽美文化和现实中的LGBT群体无关，甚至和真实的性别身份都没有关系。它和所谓的欧美同性恋文学也完全是两种东西，这点不再赘述。

我真正想说的是，跟六年前不同，现在我会赞同纪大伟关于耽美不负载历史重量的说法，但我要补充原因：它不承载历史的重量也正是它作为乌托邦的意义所在。如果耽美与真实的历史相连，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女性（至少是如我这样的女性）的情感避难所——因为在传统的叙事经纬中，女性几乎不能被计在历史的重量里。

下回内容：台耽与台言 我的第一次探索就这样失败了，《男人之间》没能给我满意的答案。 直到高一，我偶然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其中有一节介绍台湾的鸳鸯蝴蝶派，我从中隐隐抓住了一条线索，感到它和耽美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关联。 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常能听到这样的吐槽：“我不喜欢这个受，他就和九十年代的台言女主一样矫情。” 这种相似只是一种偶然吗？耽美和台言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台湾00代兴起的耽美文化正是脱胎于日本BL漫画和台言的混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