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全部的过去因为受到当前行动的必要性的抑制，而不为我们所见，那么，每当我们放弃一切对有效行动的兴趣以将自己置于梦境般的生活之中时，我们全部的过去就会找到一种力量，穿越意识的门槛。睡眠，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其所造成的漠然（indifference）就刚好属于这种情况。近来已经有人提出：在睡眠之中感觉神经元素与运动神经元素之间的联系被中断了……在某些梦境里和某些梦游状态下的记忆力高涨的情况已经为人熟知。我们原以为记忆被消除了，它却以惊人的完整性再度出现；我们重新经历了被忘却的童年时代场景，连同其全部细节；我们讲出一些语言，而我们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学会过它们。不过，在这方面，没有比紧急窒息的情况（例如溺水者或自缢者）更具启发性的了。这些人被抢救过来以后都说：在极短瞬间里，他们看到了自己生活中那些已经被忘却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紧凑环境，都按照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飞速地掠过眼前。（亨利·柏格森，《物质与记忆》）

诗人阿彼察邦有持续做梦的权力，因此可以做到松弛地展现一种全部的过去。而只看了一场放映的评论写手不得不是强撑着清醒的，因此在记忆方面总是低于诗人，且可以做到的只是紧张地拾起自己不断消失且错乱的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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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先知

当女医生向睡不好觉的Jessica推荐耶稣以取代嗑药时，观众里爆发出了笑声——很难分清是善意的笑还是讽笑——在某种意义上的当代罗马听到这样的笑声似乎是可以预见的：一个把哭泣作为模范姿势的团体（托马斯·摩尔：“此生的生命不是笑的时候，而是哭泣的时候。”）被嘲笑其软弱与无能是一个不断重现的历史事实。比起耶稣，达利似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Jessica和观众都认为这个现代人艺术家是会嗑药的。

离开医院，Jessica在水边的树丛中聆听神秘响声，一名大胡子长头发中年男子出现并向她报以关心。两人坐下谈话，中年男人边刮鱼鳞边问Jessica是不是人类学家，Jessica说不是，中年男人说自己能记住一切事情。Jessica拿出了杰出的人类发明：药，中年男子拿出了一块石头，述说了里面包含的记忆（一个有关伤害的故事）。Jessica自报家门，中年男子说出了自己的名字，Jessica吃了一惊：她找到了那个消失了的音效工程师吗？中年男子说：在一开始（？）与其它事物一道存在（？记不清了），一对爱人被spotted了（spot作动词的意思在词典里有这些：1.看见；2.认出；3.使有斑点；4.使有污渍；5.借出。），然后他出生了。中年男子还说：他睡觉不做梦（毕竟他清醒的时候就能记住一切了，与柏格森描述的人类很不一样）。Jessica让中年男子给自己展示一下睡觉（她不好像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什么），中年男子顺从地答应了。中年男子睁着眼睛睡觉——和鱼一样，睡得和死了没什么区别，醒了和复活也没什么区别——他做得熟练。

两人进了屋子，中年男子请Jessica喝自己酿的酒，Jessica喝了两杯：酒也是杰出的人类发明——酒能取代药。探索了一番屋子后，Jessica坐下与中年男子面对面，握着他的手臂，读他的故事，流眼泪。

Jessica是半先知，在装满了吊兰的家里能听到神秘响声。为了理解或解决这个响声，她首先尝试的人类发明是音效工程。与中年男子同名的青年男音效工程师有着高超的理解力，通过调用音效库里那些拥有滑稽标题的声音还原了那个神秘响声。但是他却又有点没有魅力：他有点青少年的忧郁（“错觉的深度乐团”——滑稽程度与音效库里的标题相仿），对Jessica有一种仓促的好感与好奇（他想给她买冰箱，当她的司机），Jessica犹豫地逃避了——她认不出来他。因此她当不了完整的先知——她不能忍受神秘竟然有殷勤的那一面。不过她毕竟有一些天赋，于是她还有机会成为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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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说他完全没有像我这样看。他告诉我阿彼察邦很喜欢奥利弗·萨克斯的《最初的爱，最后的故事》。他说可以看出电影与书里脑科学和神经科学部分的联动，尤其是头骨上的那个洞。可惜我没有读过这本书，并且我的头脑目前完全被恶名昭彰的寓意解读法占据。不过仅仅依靠电影本身，阿彼察邦无疑给科学留下了一个尴尬的空间——那个使用椅子挡门的实验室。

科学标榜为普世的，对于普通的现代人来说毕竟不会有太激烈的反对：哥伦比亚的科学实验室和欧洲的科学实验室没有什么差别。基督教标榜为普世的，对于一部分现代人来说显得可疑。而在认可和怀疑之间有着一整个普世的光谱：对于一个并未阅读背景材料的外国观众，泰国人阿彼察邦的哥伦比亚在字面上是由这些东西组成：英国女影星、说着殖民者语言的本地人、演奏数学摇滚的乐队、匿名的树林、外星飞船……

阿彼察邦的科学于是指向一种酸楚的普遍性——他和Jessica一样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离开了母邦的诗人以一种杰出的技艺对杂乱甚至冲突的诸普遍性进行了横向综合——树-十字架与外星飞船同时出现。在此我们可以参照埃里克·沃格林对思辨理论家的批评以反向理解诗人的功能与信心：

文化扩散论（作为在历史领域消除意义中心多元性的工具）的功能值得关注。在它背后潜藏的看来是一种恐惧，是对丰富（pleni）而非空白（vacui）的恐惧，是当精神在世界各地以多样化的神显（hierophany）方式揭示自身时，对其丰富性感到的战栗不安；是一种偏执欲望，它试图强迫精神在历史中的多样化行动沿着一条唯一的，将会确定无疑地导向思辨理论家所在之当下的路线运行。不应将任何一条独立发展的路线弃之不顾，它们可能会导向其他某些人的当下与未来。只要新资料的发现让人感觉似乎有了机会，崭新的此类理论建构便会出现，不必担心早先那些理论建构的过时。随着西方在15世纪末更加熟悉那批被误认为古埃及文本的赫尔墨斯文本（Hermetical writings），一场由人文主义思想家发起的运动，便将摩西和《圣经》的年代进一步往前推，置于一条从埃及祭司的智慧发端的精神演变路线中。这场运动持续了数百年，在1789年席勒论普遍历史的讲座中仍可见到其顽强生命力。随着来自中国的资料为西方所知，黑格尔便强迫精神从中国开始其穿越历史的征程，而埃及和以色列则在时间路线上沦为征服了它们的波斯的附属。随着人种学资料的累积和流行，“原始人”被移至这种路线的开端，并引出了共产主义，它最终进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梦想。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以其重大发现震惊西方，研究泛巴比伦问题的历史学家便着手建构一种新历史，即以文化在巴比伦的起源为开端的文化扩散史。但是，人们发现根本没有可为新建构提供机会的历史资料，于是不得不通过猜测式幻想来制造，以便达成特定目的，此时那项事业的本性便暴露无遗——就像最近一波有关“地球上的人类文化起源于来自外星球的宇航员”的猜测那样。这种幻想看起来仍在获得动能，因为它得到受雇于由公共资金大力资助的各机构的所谓科学家的支持。于是，如果你对从埃及的开明祭司到18世纪的开明知识分子这样的历史进程（progress）不满意，或者对从原始共产主义到终极共产主义这样的历史进程不满意，那就按你的心意，选择从外星宇航员到地球宇航员的历史吧。（见《秩序与历史：天下时代》中〈导言〉）

21.10.24 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