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被证为哲学而不义被证为政治，一切政治从来都是如此。为什么政治是非正义的？尽管卡利科勒斯的确支持僭主那种自我放纵的生活，卡利科勒斯也并不是简单地支持它。他最深的动机，正如我们看到的，是正义：对于不义的成功、对于僭主的成功的义愤。因此他要求正义必须能够在不义面前坚守自己，他要求正义必须能够自我防卫，他要求正义必须能够反击。这种自我防卫的确没有问题。但是这里有一种自我防卫的辩证法，而他臣服于这种辩证法。自我防卫导向了侵略性。霍布斯的论点：你需要权力，并且你不能知道你到底需要多少权力以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进行自我防卫。因此这里出现了一种不义对正义明显的同化。他们将会使用，不仅仅是相同的刀枪棍棒，还有一些别的方法。对于人类问题的政治解决，因此是必然不义的。

哲学解决意味着对不义的成功的接受和一种意识——尽管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都无法不犯不义的行动，但是没有人真的想变得不义。哲学解决即不再道德义愤。

列奥·施特劳斯的《高尔吉亚》讲稿（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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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拓的《校花》让很多人愤怒，我想分析一下这些愤怒的条件和形态。

有一种朴素的愤怒，就是觉得宋拓这事做得太不体面了。我们在生活中即使觉得有人长得不好看，但是当着对方的面说出来总觉得是不礼貌的。可能会在背后说，但我们又总讲不要在背后谈论别人。所以最体面的选择好像就是闭嘴不说，最多自己心里知道就行——我们觉得说出来总会伤害到别人。不过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告诉一个人你很丑会伤害到他呢？一个人丑与不丑，他自己能决定的比重并不大（排除极端医美）。所以如果一个人丑，这并不能怪他，也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有一种对先天的偏好。说一个人聪明、颜值高总比说一个人刻苦用功好像更让人满意，在学校里大家都想做那个不努力却成绩好的聪明人。但是一个人聪不聪明，颜值高不高有很大程度上是运气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并不是我们能掌握（或者说我们并不负责）的东西的认同多于我们自己能掌握的东西呢？我是丑，但是我并不对我的丑负责，那么单单在言辞上说我丑[并不能真正地伤害到我只是一种特殊或许并非烈度极高的伤害（你对我的疏远、怀疑等行动才会伤害到我或许烈度更高）ed:03/27/22]，说我丑只能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个事实。如果我这个丑人还的确是个好人，那么这几乎就是基督神学中的基础主题“义人受苦”了。按照宋拓自己的说法， 这个排名多少有点主观，但是美丑的价值区分应该是客观的（我们人类可以取消美丑的区分吗？）。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先天禀赋并非是这个人需要负责的事情，那么说一个人丑就仅仅是“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的一种粗糙表达。宋拓于是实践了这样一种粗糙表达，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他的确是皇帝新衣里那个“不体面”的小孩。

朴素的愤怒似乎可以被哲学地在思想中被解决，但是还有一种经济的愤怒就更加难以解决。宋拓的《校花》说得好听点叫无厘头作品，说得难听点叫流氓行动。其中的技巧上限就是耐心的质检员，没有太多创造性，没有任何超越性，在直觉的道德层面上如上所说又太不体面。唯一一点可疑的优势似乎是胆大，宋拓也总是强调一点：真实。我们来看一下BIE对宋拓的采访。

采访者表示宋拓没有权利给女孩打分（原文这里用的是“权力”其实不恰当），宋拓说他这个作品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他没什么权力，他认为权力是高压，是不让别人说话，他这个作品没有不让别人说话。采访者又表示宋拓是有权力的，因为他被看到了，被展览了（言下之意就是没有权力展览的人被衬托着沉默了）。宋拓就说：“那我怎么办呢？可是我觉得我还有把真相说出来的权利。我觉得说真话是特别骄傲的事情，真的。”（注意这里权力和权利的变化。第二个回答中，被指责有权力的宋拓反而要去援引一种权利，俨然变成了一位弱者）采访者还说可能会把宋拓写得很恶心，宋拓就说可以把自己写得恶心，人都恶心，还说：“但不能是假恶心，一定要是真心地恶心我才行。”

我相信宋拓对于真诚的要求，所以他在这个作品中一定要大胆地把流氓做到最赤裸。但是这种赤裸的流氓行动是任何一个能够获得社会认可并获得社会资本的体面人都不能光明正大地做的。OCAT背后是华侨城，根据百度，那是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有中央企业，其在明面上肯定都是由体面人组成的（暗地里的勾心斗角暂且不论）。OCAT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机构，以一种近乎殖民主义的猎奇心态，资助、保护并展示了宋拓的流氓无产者的行动。本该坚决分隔的伟大光荣正确与低贱猥琐错误却媾在了一起，这是怎么发生的？冠冕堂皇点可以说是监管不力，让卑鄙小人钻了空子，阴谋论点也可以说是上等人想实现一些自己想做又不敢做/做不出的，就养一些人去各种尝试。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总之，上等人出于猎奇其实不是很容易被激怒，但是无产者可是太容易被无产者激怒了。（安德烈·马劳说在无产阶级起义的时候最好有别人控制他们的火力，因为他们会坦克乱甩，这样革命就白干了。）经济的愤怒至少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为什么这个低技术无道德的人耍流氓就可以受到高等人的青睐，道德且脚踏实地的我怎么就不能？”——这的确是一种经济上的不公，于是改良派（作为揭穿艺术的骗术的那个小孩）就要求高等人及其手下反省，激进派就革高等人及其手下的命（直接自己做皇帝）。

我再大致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一下《校花》的现实效果：（我没有现场看过，而且OCAT撤了这个作品所以也没机会了，这里只是结合我对其大体观念和形式的了解，不过网上评论的人们又有哪个确实看过《校花》的内容呢？这大体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整体。）

1. 被拍的女生及他们的熟人会不会去看、看到并认出这首先就是一个疑问，据截图有些是很模糊的，有些几乎都看不到脸，亲自受伤的可能性其实不高。
2. 将来会和这些女生产生各种关系的人看了这个作品的之后是否会记住某个人并对她有格外的坏印象或作出不好的事情呢？一个人对待另一个人的方式可不是这个作品能够改变的，这么说反而太抬举宋拓了。因此由于《校花》间接受伤的可能性也不高。
3. 与被拍女生共情的人们（也许这其中也包括了部分被拍女生）遭受的痛苦和愤怒是确凿的。
4. 潜在的猥琐男会跟风学习类似举动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猥琐男是毫无下限的，甚至会觉得这也许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呢。你看不是还被美术馆展览了吗？所以《校花》对社会风气还是有一定败坏的潜力的。
5. 当代艺术名声进一步败坏。
6. 中国互联网环境下的男女对立进一步加剧（虽然没有《校花》应该也会持续加剧）。
7. 宋拓求锤得锤，非常自恰，他应该喜欢，很真。

总结一下，宋拓的《校花》，其自身是不能带来任何救赎的，因而在我看来不是艺术。但是比起义愤，一种普遍的悲哀是更合适的情感，原因在开头的引文里已经讲到了。我们怎么才能获得救赎？或许可以等待一个上帝。或者总是渎神的我们应该首先拒绝一整个《皇帝的新衣》——一种有关真实的辩证法。

附：还有两个比较有趣的事实我最后提一提。一是《校花》是十年前做的，19年当时的“进步”（应该吧？或者说它们是混乱中立？）媒体“BIE别的女孩”采访了宋拓，采访是有一定的内容的，对话是能有一定的展开的。两年过去了，如果今天再让BIE开题，宋拓还能被选择对话吗？而那篇采访似乎已经可以归入保守男权阵容了。二是李维伊是我的朋友圈和关注的人里面唯一一个在这件事发酵的时候多少为宋拓说了一点点话的，她说宋拓是友军，坚持认为宋拓做的是艺术。我一直只是觉得宋拓无厘头和油腔滑调，也并不上心这件事，但是李维伊的坚持和之后网友和她的交流让我很好奇，于是就思考了一下。我不认为宋拓做的是艺术，但是我感谢李维伊的一种直觉（抑或是训练出来）的坚持。她和一些能够对话的网友进行的沟通是有效的，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