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形成了复杂的预防和惩罚的机制。

表面现象掩盖着深刻的理性。要使镇压行之有效，就要专横。除呼吸外，人的任何其他活动都可能构成犯罪。在乌拉圭，拷打已成为审讯时惯用的手段，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不仅是搞反对活动的人和嫌疑犯和有罪者。这样，在全体公民中散布对拷打的恐惧，它像一种侵入到每家每户、渗透到每个公民心灵、使人麻痹的气体。

在智利，追捕的结果是三万人死去。在阿根廷不枪毙人，而是绑架人。受害者失踪。由在黑夜里看不见的军队来完成这项任务。不留下尸体，没有人负责。屠杀总是与官方有关，但从来不是官方搞的，杀人者逍遥法外。这样，集体的痛苦扩散得更快。没有人汇报，没有人解释，每个罪行对受害者的亲属来说都是一种沉痛的踌躇，对其他人则是一种警告。国家恐怖主义打算靠恐惧使老百姓不敢动。

在乌拉圭，要想有工作或者维持原来的工作，就必须得到军人的批准。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在兵营和警察所之外找到工作是相当难的，这使得在被列为左派分子的三十万公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被迫流亡国外。这种状况对威胁留下的人也有好处。

蒙得维的亚各报常常发表表示悔过自新的文章，这些公民为了以防万一，捶着胸膛声明：“我从来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在阿根廷，已经不需要靠法令来禁书。新的刑法像往常一样，凡被认为是扰乱性的书，其作者和出版者都要受到制裁。此外，还要处罚发行者和书店老板，致使没有人敢出售这些书。如果这样还不够，他们还处罚读者，没有人敢读它们，更不敢收藏。购书者受到的待遇就是法律上规定的对待吸毒者的待遇。在打算要建立的聋哑人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要成为自己的审判官。

在乌拉圭，出卖人不犯法。大学生入学时要写书面誓言，发誓要揭露在学校里进行“与学习无关的任何活动”的人。大学生们对在他们面前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在打算建立的梦游症患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既要监视自己又要监视他人。

然而，这个制度不相信人，这完全有道理。在乌拉圭有十万名警察和士兵，告密者也有十万人。特务的活动场所在大街、咖啡店、工厂、中学、办公室和大学里。谁高声抱怨生活费用高、生活有困难，谁就要坐牢，因为他“违犯了武装力量的道德准则”，要坐三至六年牢。

十八、1978年1月公民投票时，凡是赞成皮诺切特独裁的，要在票中的智利国旗下面画一个十字，反对的则在一个有黑边的格子里画十字。

这个体制想把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昼夜不停地向公民做宣传的官方报纸说这个制度就是国家，制度的敌人就是祖国的叛徒。对不公正表示愤怒或表示愿意改革就成为背叛的证据。在许多拉美国家里，没有被驱逐出境的人就在自己的国家里流亡。当皮诺切特庆祝胜利时，被独裁政权称之为“集体旷工”的罢工，不顾恐怖而在全智利爆发。阿根廷大部分被绑架和失踪的人都是曾开展某种工会活动的工人。人民有无限的想象力，他们想出新的斗争方式，如悲伤劳动、起哄劳动等，并通过互相支持找到了摆脱恐怖的新途径。1977年全年，阿根廷发生数次一致性罢工，当时，失去生命的危险同失去工作的危险一样存在。不可能一笔勾销有着长期斗争传统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做出回答的权力。同年5月，乌拉圭独裁政权在总结它如何掏空人们的思想和削弱集体意识时不得不承认：“现在国内还有37％的公民关心政治。”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的幼年时期，而是资本主义血腥的衰败。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

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因在国际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个制度变得无能为力，从一诞生就垂死，它的根基是泥做的，却自以为命运如是，希望永存不朽。任何回忆都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与现实不同，对未来的任何设想也是如此。强迫回魂尸吃无盐的东西，因为对它来讲，盐是危险的，吃了就会醒过来。这个制度以蚂蚁那种永远不变的社会作为自己的范例，所以它同人类的历史相处得不好，因为历史的变化比较多。而且，在人类历史中，任何破坏性的行为，早晚都会导致创造性的行为。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1978年4月于卡莱利亚，巴塞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