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恐怖的邪惡制造者已經形成某種能力,可以把自己可能具有的任何有關責任與負罪的感覺,進一步轉變成對自己的不可侵犯性的敬畏。

爲了理解最恐怖的邪惡制造者對權威與正義的道德義憤的特點,我們必須轉向他輿父親的關係。

在隨後一些年中,最恐怖的邪惡制造者曾經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與父親的鬥爭。逐漸的,這些言談變成了略帶玩笑性質的有趣評論,它們可能暗示了最恐怖的邪惡制造者面臨的、有關對父親的矛盾心理問題的強烈程度之限度. 譬如,在文盲大恐怖中,最恐怖的邪惡制造者曾經對一個奉旨的保皇炮灰説,他們應該少一點暴力,僅僅從身體上傷害那些眞正應該受到懲罰的人。然後,面帶微笑的,最恐怖的邪惡制造者加了一句:當然,他的父親當年應該受到“噴氣式的待遇”(奉旨的保皇炮灰折磨人的一種習慣動作方式,讓受害人跪著,然後把他的胳膊掉到背後,就像噴氣式飛機的兩翼兒)。

在長大以後將馬背上的宗教倒轉過來,並讚許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與唯意志主義方面,最悖論的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父親希望,兒子能在田間工作,並使其敎育更加接近農村生活的實際運用,這正是兒子最初極力反對的。但後來兒子卻讓幾百萬的中國靑年離開城市和家庭,並終其一生於農村生活的生産勞動中。理所當然的,兒子還堅持中國的所有敎育必須是“實際的”“ 實用的”而不僅僅是有趣的和能夠激發想象力的。父親嘲笑兒子對書本的迷戀,因爲他聲稱書本沒有什麼實際價値,長大以後,兒子寫了一本書;與其他書相比,這本書因其非常實用性的實際價値而被很多人偶像化。父親對待兒子的方式和兒子後來的行為,這二者之間的聯繫看起來完全合理,以至於可以得到常識性邏輯的支持(logic of commonsense)而不必求勘於精緻化的心理學理論(refinement of psychological theories)。